延安时期的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宏伟史诗，也是毛泽东辉煌人生和心路历程的壮丽画卷。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诗词研究方兴未艾，“注家蜂起”的盛况经久不衰，毛泽东诗词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反思，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诗词活动和诗词作品被严重忽视了。而事实上，延安时期的13年，无论是对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发展，毛泽东诗人地位的确立，还是毛泽东诗学主张的成熟，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把这一问题研究清楚，毛泽东诗词研究就不完整，也谈不上准确。而填补这一空白，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

一、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走向巅峰的时期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挺进华北，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和生活了整整13个春秋，党史学界将这一阶段称为“延安时期”。延安时期与长征时期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前期，存在交叉和重叠关系，是党的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举足轻重的时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身居陕北、胸怀天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感情丰富、心潮起伏，诗意涌动、诗情勃发，创作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四言诗·祭黄帝陵》《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忆重庆谈判》《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等作品。

延安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仅《沁园春·雪》一首作品就无与伦比。《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巅峰之作，艺术境界最高，思想蕴含最深，社会反响最大，研究解读最多。凭这样一首词作，就足以奠定毛泽东在中国诗坛不可撼动的地位，足以彰显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巅峰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人从延安时期作品这个视角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把延安时期作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加以对待。研究界在梳理、总结毛泽东诗词的创作与研究进程时，都忽略了延安时期。比如，梁自洁、董正春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何联华著《毛泽东诗词研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都没有出现延安时期一说。

一些学者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演进过程来界定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分期，这种划分较为笼统，没有提及延安时期。比如，徐四海、夏勤芬著《细读毛泽东诗词》（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在“绪论”中指出：“毛泽东诗词创作经历了学习、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长期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这三个时期是：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胡为雄著《毛泽东诗赋人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认为：“可以把毛泽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词创作活动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主要指作者在长沙求学的时期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时期；中期包括作者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及建设的时期；后期则包括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学者根据毛泽东人生阶段的发展过程来梳理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轨迹，但也没有把延安时期作为一个阶段来分析。比如，易孟醇、易维著《诗人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晋著《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王灿楣著《毛泽东诗词与时代风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龙剑宇、胡国强著《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曾珺著《毛泽东的诗赋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一些学者根据毛泽东诗词作品的数量，把毛泽东诗词创作分为几个“高潮期”，而延安时期不在其列。比如，沙先贵著的《毛泽东诗词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在“代序”中指出：“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致出现过三个高峰，而且都是在他政治生涯、革命生涯最为艰难的时期。”该书认为：第一个高峰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二个高峰是从1933年夏红军困难时期到1936年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第三个高峰是从1954年夏到1963年社会主义建设困难时期。

也偶有学者提到了延安时期，但表述不准确。比如，陈东林著《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在第三章《延安红旗飘落照》介绍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四言诗·祭黄帝陵》《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忆重庆谈判》，而把《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放入第四章《大河上下鏖战急》，事实上将延安时期分割成了两个阶段。再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毛韶华著的《毛泽东的诗路人生》第六章为《延安、西柏坡诗人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该书认为：“总的来看，此时毛泽东很少写诗（12年创作了12首） ”。毛韶华没有在本章提供12首诗的清单，也没有把《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列入本章。值得注意的是，陈东林和毛韶华都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放在上述章节中来解析，这种做法有失妥当。

问题在于：为什么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始终没有把延安时期作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来看待？为什么人们会长期忽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诗词成就？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第一，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写道：“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很多人据此推断延安时期毛泽东“一点诗兴也没有”。合理的解释是，毛岸英童年曾漂泊流浪，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后来又生活在异国他乡，汉语水平明显欠缺，更别说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力了。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与岸英他们的多次通信中从不谈及诗词话题的深层原因。退而言之，毛泽东在信中说没有诗兴，也只是一时的心绪状态，不能概而言之。

第二，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前往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翻译、汉学家尼·费德林畅谈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费德林请毛泽东谈自己诗词创作的体会，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又谈到写诗：“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人们往往把这些谈话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时期联系起来，认为那些时期毛泽东“处于极度考验”“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又多次身处逆境，这恰恰激发了毛泽东的诗兴。人们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心态相对平和，进而推断毛泽东很少写诗。殊不知，延安时期的13年波澜壮阔，毛泽东的心境状态既有风平浪静，也有跌宕起伏，心潮激荡时写诗填词本在情理之中。

第三，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考辨，延安时期毛泽东诗词披露的时间依次为：《四言诗·祭黄帝陵》最早发表在1937年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沁园春·雪》最早发表于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七律·忆重庆谈判》最早发表于1947年4月22日上海《大公报》和1949年3月13日上海《立报》；《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最早发表于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最早发表在《新观察》1980年第7期；《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最早非正式发表在1983年12月28日《人民政协报》，是在一篇诠释这首诗典故的文章中提供的；《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最早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这些作品陆陆续续发表，但除《沁园春·雪》外，它们没有出现在1957年1月《诗刊》的《旧体诗词十八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和1976年版《毛主席诗词》之中。只有《沁园春·雪》进入毛泽东生前亲自编辑或校订后发表的39首毛泽东诗词。而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的两个权威版本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毛泽东诗词选》增补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又增加了《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问捷报》，只有《沁园春·雪》列入正编，其余列入副编，而《四言诗·祭黄帝陵》仍未收入，其普及程度与影响力相对有限，致使人们对其不太熟悉，也不够重视。

第四，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作品，内容不像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长征几个时期那么集中、那么聚焦，而是比较宽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吟咏战友，《沁园春·雪》抒发浪漫情怀，《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文化名人，《四言诗·祭黄帝陵》是祭文，《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是悼亡诗，《七律·忆重庆谈判》颇似时局评论，而《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属于生活随感。这些作品，只有《四言诗·祭黄帝陵》《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写于延安，其他作品都写于别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写于吴起镇，《沁园春·雪》写于清涧县袁家沟，《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写于保安，《七律·忆重庆谈判》写于重庆，而《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写于转战陕北的行军途中。正因为主题分散，产地不一，导致人们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和研究。

第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著述颇丰，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大部分文章写于延安时期。而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在《致陈毅》中写道：“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人们倾向于认为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某种矛盾状态。延安时期毛泽东似乎全神贯注于理性思维、抽象思维，而淡化了感性思维、形象思维，进而推断毛泽东淡忘了诗词创作。而事实上这种判断并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情形。

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诗人地位得到公认的时期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集中发表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时，以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为首篇。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收入37首作品。“六三年版”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一个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第一首作品仍是《沁园春·长沙》。显然，毛泽东本人把《沁园春·长沙》视为自己诗人角色的正式起点。而对于外界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毛泽东诗人地位的确立，都要从延安时期说起。

1934年1月，冯雪峰由上海到了江西瑞金。他告诉毛泽东，鲁迅读了毛泽东创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诗词以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气概。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毛泽东诗词作品最早的评论。但鲁迅通过何种途径得到毛泽东诗词，人们不得而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作品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流传，毛泽东擅长写诗填词并不被广泛知晓。

提到毛泽东诗词的广泛传播，人们首先会想起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还把长征诗抄录给他。1937年4月初，燕京大学学生王福时、李放和时任斯诺秘书的郭达将斯诺的采访手记等材料汇编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该书封三上以《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为题刊登“长征”一诗。在《毛泽东——苏维埃的台柱》部分，斯诺写道：“关于这次长征，他写了一首古典的诗。”1937年10月，斯诺的英文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1938年2月，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在该书《长征》一章结尾，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

其实，毛泽东抄赠《七律·长征》给外国人，除斯诺外，还另有其人。苏联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和导演罗曼·卡尔曼奉苏联政府之命于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在中国报道抗战，他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苏联新闻记者。他记录了与毛泽东见面的一个细节：“他说：‘我现在把我写的一首诗送给您做个纪念，这首诗总共就几行。’他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张纸，把毛笔在墨汁里蘸了蘸，用笔法奔放的字写下自己那首言简意赅、成千上万人都熟知的诗：（《七律·长征》，略）我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顿感由人民领袖亲笔书写的这首讴歌一个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将是我从中国带回最珍贵的礼物。”

人们普遍认为《七律·长征》是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作品，现在看来也未必尽然。1937年4月清明节，国共两党派出代表林伯渠和邵力子祭拜黄帝陵。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祭陵活动，亲笔撰写了《四言诗·祭黄帝陵》。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致信《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毛泽东主动要求在该报上发表这篇祭文，目的在于借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巩固联合抗日的根基。很遗憾，这篇诗文未能在《大公报》发表。最终，人们还是在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的消息报道中见到这篇《四言诗·祭黄帝陵》。《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时间是1937年4月初，但具体日期不详，而《四言诗·祭黄帝陵》见报在1937年4月6日，孰先孰后，恐难妄断。

有一点可以肯定，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向外披露甚至公开发表。特别是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在国际国内热销，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已不仅仅是中共领导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人。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和才华也不断得到外界认可。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37年初到达延安。“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1937年3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记录这次谈话情况时写道：“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他与文化名流、党外人士、亲朋故旧广泛接触。他们畅叙友情，讨论时局，谈论诗词的内容也渐渐多了起来，仅从毛泽东的书信内容便可窥见一斑。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泽东时，会把自己或他人的诗作寄赠给毛泽东，与他切磋，供他鉴赏，请他斧正。比如，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信何香凝：“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引者注：廖仲恺的诗词集。），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黄齐生：“新词拜读，甚感盛意！”

毛泽东收到诗作，也会加以赞赏，予以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致信作家萧三：“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信萧三：“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当时，在萧三等人倡导组织下，在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们把自己的诗篇贴在或书写在土墙上、石头上、树干上，便于群众阅读，毛泽东对此持热情支持的态度。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吴创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

和毛泽东诗词交往最多的， 当属柳亚子。1944年11月21日，他致信柳亚子：“‘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194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又致信柳亚子：“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者注：谭平山夫人孙荪荃） 的和词，均拜受了。”

而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诗人才华更是轰动一时。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把《沁园春·雪》抄赠给柳亚子时，在信中写道：“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柳亚子对其赞不绝口：“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沁园春·雪》最先由吴祖光1945年11月14日在《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栏目公开发表，可谓“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当时也在重庆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评论：“他的诗词轰动了中国陪都的知识界。他们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西北窑洞的土宣传家，可是遇见的却是一个在哲学修养和文学风格方面都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人。毛作为一个诗人、精通各种哲学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种问题；毛的这种天才，有助于毛在不仅有共产党，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兴师动众，专门组织党内文人发起作诗运动，企图在气势上压倒毛泽东。前前后后，一共弄出了30多首《沁园春》词，还炮制了10多篇文章。1984年曾在台南神学院任教的政论家孟绝子在他的《狗头·狗头·狗头税》一书中谈及此事时，直言不讳地说：“可惜国民党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有写出来。”王若飞将重庆报刊上和《沁园春·雪》有关的词与文章收集起来寄往延安。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致著名教育家黄齐声的信中写道：“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言词之中，浸透着对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嗤之以鼻，也洋溢着高度的文化自信。

三、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诗学主张日臻成熟的时期

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有一些有关诗论的只言片语。比如，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诗者，有美感的性质。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于律也。”“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但这些毕竟是课堂笔记，还不能视同毛泽东本人的创见。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待诗词的态度甚至还比较幼稚。比如，1915年6月25日，他在《致湘生信》中坦陈：“梁（引者注：梁启超） 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此后，到延安时期之前，几乎很少见到毛泽东有关诗词的言论。

要说到毛泽东诗学主张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从延安时期讲起。延安汇聚了很多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不少诗人，有些还颇有名气，如艾青、柯仲平、萧三、何其芳、贺敬之、李季等，毛泽东与他们接触不少，自然会谈及诗词。延安的诗词创作活动非常普及，部队、机关、学校、农村，普遍开展诗歌活动，朗诵诗、墙头诗、街头诗蓬勃兴起。毛泽东忙里偷闲，也时常参加些诗歌活动。他还经常与诗人谈论诗的写作与欣赏，评说古今诗人与诗作，也讨论创作中的某些现象与问题。诗歌创作的一些倾向或争论，也会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能不予以关注。这样，毛泽东自然而然会研究起诗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来。毛泽东在诗学理论的研究探索上取得了巨大进展。毛泽东谈诗，较多的是诗与抗日、诗与生活、诗与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他的纯粹诗论虽然不多，但卓有成效，见解深刻，富于启发性。

如果放宽视野，从包括诗在内的文学艺术的总体上看，可以说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出了很多战略性的、根本性的思考与阐述。仅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为例，该书辑录了毛泽东论文艺的报告、题词、按语、批语、书信等共101篇，其中延安时期的材料有49篇，占到了几乎一半的比例。“毛泽东文艺思想”虽不能等同于毛泽东的诗学观，但毛泽东的诗学观显然也包含在其中，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思想的充分体现。它关于文艺创作与生活、与作者世界观关系的论述，关于文艺创作的方向、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的论述，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等，都是涵盖了诗的，甚至不妨说是可以直接用来指导诗词创作与鉴赏的。

毛泽东的诗论，散见在毛泽东与各界人士及在各种场合的有关谈话之中，散见在他大量阅读诗词作品的批注之中，散见在他致同志、亲朋、诗友的书信之中，散见在毛泽东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之中。毛泽东的诗学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理论基础，继承我国传统诗学精粹，又对我国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毛泽东的诗论涉及广泛，这里仅择其要者解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强调秉持“ 诗言志” 的诗学传统。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当时旁边有人说，诗应当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没有作声，随即聚墨挥毫，在徐迟的空白册页上欣然写下三个大字：“诗言志。”“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奠基石。毛泽东不仅主张诗言志，而且经常运用这样的诗歌观念去评价诗人和诗作。后来，徐迟在《重庆回忆》一文中写道：“只这三个字，然而有着许多丰富的含意。诗言志，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基点。诗言志三个字，现今得到了新的内容：诗人言志，言的是人民之志。这是他给予诗人的最有启示性的指示。从这以来，在诗歌工作上，我们是谨守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1957年《诗刊》创刊时，编辑部请毛泽东题词，他题的还是“诗言志”三个字。从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实践来看，毛泽东诗词首先抒发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和豪情壮志，热情歌颂和赞美人民群众改天换地伟大斗争和丰功伟绩。

第二，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但与现代诗论家们所论两个概念内涵相近的论述却并不少。概而言之，现实主义诗论偏多，浪漫主义诗论偏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诗学理论的这一传统仍在延伸，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召唤诗人直面现实，人民要求诗歌成为时代的号角，现实主义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冷落乃至被误解。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奋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突出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我国诗词发展史、诗论发展史作了科学总结，将我国的诗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强调诗歌要有新鲜活泼的民族风味。1938年秋，毛泽东接见从武汉到延安的诗人臧云远，问起武汉文艺界的情况。臧谈到在武汉文艺界的座谈中，有人提出通过朗诵的语言接近大众语，大众语也变成了诗的语言。比如，去年“飞机”两字不能入诗，诗人叫飞机是“铁鸟”，飞机在生活中多起来，今年的诗歌就叫“飞机”了。毛泽东听后笑了，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中国传统诗学范畴中，涉及到“风”的概念不少，如风韵、风调、风致、风骨等；涉及到“味”的概念也很多，如滋味、意味、神味、兴味等，而“风味”范畴的含义侧重点应当在“味”上。以味品诗，滥觞于先秦时期人们用食物的美味来比喻音乐给人的感受，后来诗论家们用“遗味”“余味”“韵味”“味外味”等范畴来指称富有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的诗词作品。“要有民族风味”是毛泽东对诗词提出的一条重要审美标准。毛泽东要求文艺作品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口味，要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和欣赏习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强调诗要有民族风味，无疑为诗歌指明了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发展方向。

第四，强调诗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路社》中写道：“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唐代罗隐《蜂》诗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何将文艺与大众结合起来， 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文艺问题。“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熟悉大众语言，适合民众需要等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有效解决。毛泽东的这一诗学理念，对于诗词创作具有重大意义。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5月第15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