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忒文《西游记》：四大名著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缩影丨文物中的三交史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于文物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即日起开设《文物中的三交史》栏目，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讲好中华民族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托忒文《西游记》（3—4卷），清抄本，梵夹装，四周双边或单边，有彩绘扉画，朱墨套写，13.6X48.7cm，第三卷174叶（双面），第四卷199叶（双面），（明）吴承恩撰，（清）罗卜桑尊瑞译，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

　　蒙古族和汉族在文学领域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四大名著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使蒙汉文学的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主脉延续至今。

　　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四大名著以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广为传播。几百年来，四大名著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历经岁月的淘洗仍然经久不衰，其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更是在蒙古族中家喻户晓，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蒙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清代。1721年，清代文人阿喇衲蒙译《西游记》，这一创举开辟了蒙汉文学交流的新纪元。到了晚清时期，蒙古族知识分子相继完成了四大名著蒙译。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到民国，四大名著在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全译、编译、摘译的宏伟工程从未中断过，诸多翻译版本在这一时期问世，掀起了自元代以后蒙汉文学交流的又一个高潮。

　　随着四大名著等经典作品的传播，蒙古族文学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受章回小说等汉文学的影响，19世纪文学家尹湛纳希完成了蒙古族文学史上首部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继而又创作了《一层楼》与《泣红亭》两部姊妹长篇小说。除了长篇小说问世之外，在蒙古族文学史上还出现了散文、格律诗等新体例，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文学类型。

　　相比之下，游牧在中亚腹地的卫拉特蒙古接触汉文化要稍晚一些。1648年，和硕特部高僧咱雅班第达，在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托忒蒙古文（以下简称 “托忒文”）。他不仅以托忒文进行翻译，还将已翻译成回鹘式蒙古文的典籍再转写成托忒文。两种蒙古文字之间的转写，推动了不同地区间蒙古族文化的交流，开启了卫拉特人接触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一扇窗口。而成书于19世纪的托忒文《西游记》（《唐僧喇嘛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转写典籍。

　　现藏于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清抄本托忒文《西游记》是孤本，仅余3、4卷存世，202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该书是迄今为止在卫拉特蒙古聚居地所发现的唯一一部四大名著的蒙古文珍贵版本，对研究四大名著在西域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浪漫主义是蒙古族古代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重要的表现手法。从降服莽古斯的英雄史诗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蒙古族古代文学中几乎看不到悲剧性的结局。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以浪漫主义手法一举成名，而大唐高僧玄奘前往西天取经途中历经艰难险阻，渡关隘、穿荒漠、翻雪山、逢贼盗，承受了世人所无法想像的艰辛和生与死的威胁，这一历程与卫拉特蒙古的艺术手法不谋而合，因而得到广泛流传。

　　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大学蒙古文古籍展阅室参观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托忒文《西游记》影印版样书（即将出版）。石建杭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策划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托忒文《西游记》（3-4卷）被列入其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承担具体工作。该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传承和保护濒危古籍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托忒文古籍中，译自汉文的文学作品寥寥可数，因此该书的出版也将进一步推动对四大名著传播史的深度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