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刻在石头上的佛教文化瑰宝

石经山藏经洞。

云居寺地宫内所藏石经板。

云居寺石经地宫。

　　北京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房山自汉初隶属于古代涿郡，6世纪上半叶北魏时期佛教传入房山，当地开始建寺安僧。一千多年以来，云居寺、石经山、天开寺、上方山等房山佛教名胜的历史文化绵延不绝，在中国北方以及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是我国从隋代绵延至明代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庋藏的大乘经典数量之多、绵延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佛教文化瑰宝北京房山石经的源起，是7世纪初隋朝大业年间“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这段记载最初见于地理著作《范阳图经》。白带山即房山云居山，因山体常年有白云缭绕，故名白带山，“云居”是“白带”的雅称。智泉寺僧人来到云居山，见到山中有山洞石室，于是开始镌刻石佛经，再将刻有经文的石板放入藏经洞中。因藏有石经，云居山又被称为石经山。

　　石经山的发展是先刻石经，再建寺院。随着刻经工程的展开以及朝圣者日多，静琬感到需要修建寺院，提供食宿，但木瓦等建筑材料在山中难以置办，而且建造寺院会耗费用来刻经的资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山中建寺。后因山洪暴发，许多树木被冲到山下，静琬开始利用这批木料建造云居寺。

　　石经山上有9座藏经洞，自南而北整修开凿，正中第五洞是静琬最初开凿的藏经洞，名雷音洞，又称石经堂、千佛洞。石经山的经石大都采自山下十多公里以外的大石窝镇，然后运到磨碑寺刻字。经石一般双面镌刻，长约2米，宽约1米，厚12厘米，三四块石板就可以刻一卷经。刻完经文的石碑会运到石经山下暂存。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刻经的功德主会启建盛大的法会，“通转一切经”，布施斋饭，举行送经入洞的仪式。唐代石经山半山还有“义饭厅”为朝圣者提供饮食，明代改为“施茶亭”。唐贞观八年（634年），刻《华严经》和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刻完《涅槃经》后，静琬圆寂。静琬的后五代门人弟子相继刻经，装满了9个藏经洞，内存大小石经碑板共4000余块。每装满一洞石经即进行封闭，是按静琬当时的设想，只有当佛经在世间失传时才能打开洞门，流通石板上的经文。后世辽金两代增刻的石经碑板则埋入云居寺内开辟的两处地穴，地穴上修“压经塔”。

　　明代朝廷修葺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年间，有沙门真程劝募京官居士葛一龙、书法家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刻《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董其昌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

　　房山石经的兴起，与隋炀帝时期三次讨伐高丽，大量资金和战略物资进入幽州地区有直接关系。跟随隋炀帝巡游涿郡的萧皇后之弟萧瑀与皇后本人都对房山石经给予大力资助。唐开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还奏请朝廷赐予房山云居寺“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石刻的经本。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也曾供养房山石经，并刻石题字。安史之乱以及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房山佛教遭到较大破坏。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房山石经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房山石经的开刻，源自隋代静琬担忧佛教将在世间灭亡的“末法”思想，而其“末法”思想与南北朝时期天台宗祖师南岳慧思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除了天台宗思想，华严宗也对房山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之后，房山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中，以禅宗的最为重要。其中不仅有汉人，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胡人功德主，辽、金、元时期更有大量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石经山的寺主斯满是蒙古族，出资赞助者也多为蒙古族高官。元代房山佛教寺院有不少喇嘛僧官，甚至到明前期仍有不少寺院由藏传佛教僧人住持，如明成化年间石经寺住持为藏族僧人嗔嗒悉哩。可以说，由隋代汉族僧人开创的房山石经事业，到辽金时代，在各族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下才日臻完成，后世各族佛教徒还不断补刻。房山佛教涉及多个佛教宗派和不同民族，但又始终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佛教文化圈。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的方式，向在缅甸举行的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大会献礼。1956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到石经山主持开洞拓印工程。经过实地勘察，决定首先开启石经山上层第三洞，作为试掘洞窟，从此开始了传拓房山石经的浩大工程。工程按照开启石门、搬出经版、清洗干净、搬入建成的工棚内编号捶拓的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1958年初，石经山顶的9个藏经洞的藏经在完成发掘、传拓、整理任务后，又按编号归进了原洞、原位，仍以石门固封保存，并对破损的石门、石棱进行了修复。这次工程整理拓印了全部的房山石经，大小碑板共1.4万多块。

　　这次启洞捶拓、编号整理，是继辽代清宁四年（1153年）幽州刺史韩绍芳开启石洞、“验名对数”后由官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拓印工程，是我国保护这组珍贵石刻文物的一次空前壮举。当时主持捶拓的负责人黄炳章说过，拓印匠人由从南京请来的拓工和北京本地的拓工组成，他们不惧险阻困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了3年时间，耗费近两百斤墨和两千刀宣纸。当时共拓印了7份拓片20余万张，分别收藏于中国佛教协会（2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文物工作队（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56年后，中国佛教协会还先后出版了《房山石经影印本》《房山石经之研究》《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云居寺老照片集》等房山石经研究成果。当年寂静的石经山中传出的捶拓声是多么令人震撼，今人披览这些拓印精美的石经拓片时，仍不禁肃然起敬。

　　1999年，为使石经免受风雨销蚀，保护好这一国之瑰宝，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云居寺辽金石经回藏法会，将辽金石经回藏到新建的地宫，日本、韩国佛教界都派出了高规格的观礼团。房山石经是研究佛教文献、历史文化、金石书法的瑰宝。面对如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继续积极挖掘整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张雪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