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党史人物】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进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注重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导，其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二十世纪初，马克思及其学说就为国人所知悉。梁启超早在1902年主笔《新民丛报》时，就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部分内容。由于学说来源、阶级立场、政治诉求、认知水平等各不相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呈现为互不统一的多个面相。李大钊在东渡赴日留学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了解，他在1912年与同学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曾提到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在1913—1916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李大钊深受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安部矶雄的影响，对他所讲的经济学知识很感兴趣，并经常请教相关问题。其时，李大钊还喜欢另一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者、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回国后又继续阅读、研究他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摒弃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流派，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维度既是科学观及哲学观变革的关键，也是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生实践方向和人生奋斗目标。李大钊在精研学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信仰。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竞争学说（即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指出：“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强调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推动作用，并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其次，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都是科学的，是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和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真实解答。“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神学是为了愚弄人民，而唯物史观则是为了得到真相，是对社会进化客观规律的研究和揭示。

至于经济学说方面，李大钊首先从研究社会经济学学理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学理研究的基础，他指出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经济学建构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他称赞“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前人并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不仅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还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备受世人欢迎，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到全世界的劳动者实现大联合之时，革命的时期也就越来越近”（《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晨报副刊》，1922年2月21日）。阶级斗争学说方面，李大钊认同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李大钊文集》下卷），认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互助光明的到来和阶级社会的消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得起任何质疑、攻击和时间的检验。李大钊在精研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一位严谨学者应具有的审慎的、科学的态度，不断地进行独立思考和验证。他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盲目崇拜的偶像和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将随着世界人民的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的恐怖统治下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称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十几篇文章和讲演，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1月）中写道：“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文集》上卷）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必将飘扬在全世界，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当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厄运。十月革命推动中国先进分子们从爱国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首先，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中国国情与俄国同样都是封建压迫严重且经济文化落后，故也应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其次，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帝并平等以待中国，使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再次，十月革命也给予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即广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这样，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但是，当时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一种朦胧向往的状态，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学说纷然杂陈。例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经过反复的比较甄别，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稍后，陈独秀于1920年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表明他也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了。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与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的论战中，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使知识分子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李大钊亲自参与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社会主义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于1919年7月，主要是胡适与李大钊等对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也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学术争论为形式的政治论争。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指出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次年年底，“社会主义论战”开始，张东荪、梁启超等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却同时强调：由于产业落后，故“劳农革命”绝不会发生，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中国还是要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而李大钊、陈独秀等则明确强调：由于列强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绅商阶级力量薄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论争不失为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由于此种方式具有强烈的对抗性、逻辑性、思辨性，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和社会关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对引导更多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参与论战、撰写文章、发表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并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此外，他还利用三尺讲台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他1920年便在北大开设了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唯物史观”，随后，又开设了“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五四时期李大钊是青年们的领路人，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是精神领袖，毛泽东视他为“真正的老师”。李大钊和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事过，其间，李大钊指导他阅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并保持着交往。毛泽东后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顾了他与李大钊的情谊。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德文Kommunismus音译)，即：共产主义室。研究会的宗旨为“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李大钊组织研究会的会员们搜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研究会不仅邀请教授方家来讲座，也走进民众中去宣讲马克思主义。邓中夏、高君宇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们聚集在此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且和陈独秀一起“相约建党”，因此，在思想界享有“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三

李大钊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实境”相结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文集》下卷）。

李大钊认为，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来改造社会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认为理论乃是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他强调，“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通过与劳工群众的“共同劳动”来启迪智慧、启发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邓中夏等响应李大钊的号召，于1919年3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面向群众启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他们当时首先选择的启迪对象是人力车夫，接着又把目标定位于产业工人。1920年4月始，讲演团的成员们开赴工厂和农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抱着虚心研究和虚心学习的态度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克服了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和不了解工人的生活与思想等缺点。他们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并结下深厚的情谊。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李大钊派邓中夏等人到张家口发动工人、建立党支部。此后，李大钊又派人到石家庄、绥远发动工人和建立党组织。

李大钊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重视农民、农村，号召先进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直隶安平县台城特支就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李大钊的关怀领导下，他的家乡乐亭县及安平县、饶阳县、玉田县等地的农村党组织纷纷成立了，为党培养了一批善于发动农民、开展北方农村工作的早期骨干力量。

李大钊曾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李大钊文集》下卷）李大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积极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播下火种。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带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工厂、农村，与工农结合起来，他们走上了一条近代中国没人走过的新道路，预示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应当遵循的新方向。这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工农的发动者、组织者，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这一切，为后来中国工农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袁咏红，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