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文章？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写作实践中寻找答案

毛泽东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

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详细】

“短、实、新”，周恩来的文章和讲话要言不烦、观点鲜明、质朴有力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拖泥带水，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绕弯子。1945年8月，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紧密联系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局势，提出了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避免内战、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这些内容体现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对号召和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到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从来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比如，周恩来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过很多论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从五个阶段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敌人、队伍、司令官3个方面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篇发言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人们关切的问题，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亦是如此。他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周恩来的很多讲话、文章，都在解决新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张。人们经常提到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3篇讲话，就是因为讲了新话、有所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重要文献。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在学习和实践中分清敌我友，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做到为人民服务，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针对1957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左”的倾向，对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强调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要给以信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知识分子积极发挥才能。【详细】

思维缜密、精益求精，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经过反复修改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经过反复修改，体现了他思维缜密、精益求精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窥见一斑。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每次再版，刘少奇都要认真校阅、修改。1962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少奇又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党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等。

刘少奇修改党的七大党章时，对“任何”两字的取舍，也反映着他对撰写文章的态度。1945年七大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条内容，刘少奇反复思考，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他当时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认为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刘少奇撰写文章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修改别人的文章上。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刘少奇对这篇文章作过两次集中修改，修改了480多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其中一部分内容。刘少奇补充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提出中国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增加了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的情况。他特别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完善了一些史实，如关于遵义会议，修改后的表述是：“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拥护”等字，是刘少奇加写的，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对撰写文章的要求跃然纸上。【详细】

“不写一字空”，朱德的文章为服务现实而展开

      朱德的文章，极具针对性。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对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37年6月12日，为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组织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任主任。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1938年，朱德撰写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重要因素，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全面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朱德的文章，都来源于生活，不空谈。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他引用苏联军事学校的标语“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指出要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因此，他“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朱德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报告里，他指出，“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他详细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七年半时间里的战绩，并且指出，“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详实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让文章极具说服力。【详细】

邓小平的文章语言简洁深刻，文风活泼生动，感情真挚自然，“如同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手法”

      邓小平的文风言简意赅、简约朴实。简约朴实并不等于简单化，而是在简洁中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等，都是用浅显明了、简练有力的语言表达了内涵丰富的理论观点。这些论断迅速流传，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

      比起长篇大论，思想深刻的简约语言往往更能体现出掷地有声的力量感。《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关于主权问题的阐述就是鲜活的例子：“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斩钉截铁的语句宣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邓小平的文章之所以吸引人，还在于饱含着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首先是对人民的爱。邓小平文章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人民，直接抒情的对象也是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除了对人民的大爱，邓小平的文章中不乏对个人感情的娓娓道来。有对毛泽东的敬仰：“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有对周恩来的怀念：“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详细】

“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陈云写文章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陈云写文章不是简单就事论事，而是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思考，找出事物的规律性，形成独到的新思想、新观点，因而他写的文章也很有思想深度。1982年，陈云谈到他1949—1956年期间的文稿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陈云文选》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发表于1926年7月，陈云那时只有21岁，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店员。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独特优势，读了很多书，思想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树立起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他站在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高度指出，“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

　　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针对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问题，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以新党员刘力功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而被开除党籍的具体事例，对党员进行深刻的纪律教育。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陈云1979年3月写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根据当时的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的问题，他阐明搞现代化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的观点。陈云在文章中阐发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他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详细】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