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建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思维逻辑，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主要体现为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演进，体现为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在辩证中的不断统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1]毛泽东揭示的认识论所反映的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仅在根本上体现着实践需要，是一个解决实践问题的现实过程，而且也应内在地体现着理论品性，成为一个实现理论发展的思想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理论两个重要的范畴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他们共同表达着人类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立足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已经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着眼理论，还需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中国理论的重要范畴，代替具有明显意义阈限性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辩证统一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完成理性升华，超越实践的具体性，实现理论的普遍性本质。

从理论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满足中国实践需要的历史，在本质上体现着实践和理论辩证发展中从理论到实践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开始就是实践需要的产物，深刻体现着“国家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自1840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救国实践的先后失败，不仅说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救国救民的重要历史使命，也充分说明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实现“器技强国”，也不可能完成“改制救国”，只有找到一种先进的理论，才能满足救国救民实践的需要。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作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改造理论都曾先后粉墨登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救国大业、实现了建国大业、创造了富国大业，开启了强国大业。“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最能满足中国的实践需要，最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发展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在人类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中，相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来说，问题更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再回到实践中去，从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理论本质，并检验和发展自身。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大的谱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先后回到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实践，也相应产生了各种不同“意味”的马克思主义，如在苏联的实践中产生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国家的实践中产生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中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无疑最充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所不断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也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所得到的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机所得到的孕育和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得到的进步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本质。

从实践到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对于人类的实践，还是对于人类的认识来说，都必然包含着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过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高一级的程度”从实践到理论的结晶，反映着实践和理论辩证发展中实践“力求趋向思想”的理论诉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上，对伟大实践不断升华形成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4]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了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为了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是这些伟大实践检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实现了更高一级程度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实践价值的实现，也是中国实践不断完成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在实践和理论的辩证法中，实践若不把自身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就只能沦落为具体化的经验，就不能完全实现自身的价值，就不能推动自身继续向前发展。实践的价值需要由实践的理论性来确证，正如理论的价值需要由理论的实践性来确证一样，科学的理论必然导向成功的实践，而成功的实践也必然产生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化不仅是实践实现自身本质的需要，也是实践实现自身的必然结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实现了中国实践最后的理论价值，标志着中国实践不断的彻底完成。如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价值，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价值，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价值，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实践不断取得成功必然的理论结晶，因为成功的实践往往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理论成果，并推动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中，才能完成理论与实践辩证法的后半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的全过程。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作为同等重要的两个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完整被掌握。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教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