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扩内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内外部发展条件变化、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作出的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既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又要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其中，关键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2020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202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对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完善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支持政策等作出了部署。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即使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计算，我国也仍有5亿多人居住在农村，可见农村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与巨大的市场规模相比，农村居民消费一直存在消费水平不高、“消费疲软”的现象，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比差距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农村与城市相比都存在一定差距。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能够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状况、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和水平，是促进农村消费、加快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

　　下一阶段，需找准痛点和堵点切实发力，在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下功夫。

　　一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供给总量不足仍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除了传统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外，应重点加强现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打通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步伐，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应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平，为农民就业创造更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使农村居民有合理稳定的收入预期；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充分激发农村文化消费市场的潜力，在建设好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同时，更好整合县域文化场馆、非遗传承等文化资源，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旅游业的融合，激发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力。

　　二是形成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首先，政府需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主要的主体责任，增加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投入。其次，可充分发挥志愿组织的作用。志愿组织具有非营利性，且在一定领域具有专业性，因而政府需给予志愿组织更大的成长空间，增强其独立发展的能力，鼓励其有效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再次，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也是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政府要做好监管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形成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政府应成为多元供给主体的“主角”、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的建立者，保证各个主体充分发挥作用，努力形成政府部门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格局。

　　三是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要真正关注农村居民的需求，使“供给”与“需求”匹配。长期以来，我国财政资金投入的评价标准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同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是由政府而非农村居民决定。这可能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偏离需求，导致财政资金使用的低效。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真正关注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尽管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产品，但是不同群体对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强度是不同的，因而需要充分运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等有效方式，寻求农村居民需求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以需定供”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充分尊重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意愿，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体系水平进一步提升。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