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心曲：国有疑难可问谁

据《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记载：1963年12月，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毛泽东为悼念罗荣桓元帅而写的一首感怀之作。这首诗用典频频，情感深沉，寓意深邃，读者对其解读存在诸多分歧，特别是“红军队里每相违”“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国有疑难可问谁”等诗句颇为费解。对于这首诗的主题，至少存在这样几种观点：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诗；对国事的关注和忧虑；评价与怀念战友。该诗算得上是毛泽东诗词中较难理解的作品之一。

创作时间考辨

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很大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对写作时间的不同认定。每首诗词作品都是诗人在特定时间里的情感流露，因为创作时间不同，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作者的心境状态和所要表达的诗情也必然不同。弄清楚创作时间，对准确理解诗词的内容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3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首诗所署的时间，即1963年12月。这已被《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和《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等权威版本所采用。其直接依据就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回忆文章。

第二种说法是李树庭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中的《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提出的观点，认为创作时间是1972年11月罗荣桓70寿辰或者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李树庭的理由是这首诗的手迹完全不像1963年毛泽东书法那样行草交替，飞动流转，神气贯通，布局得法，活力无穷，而是“结字散乱，布局错位，上下相叠，点画残缺的龙钟之作，从手迹反映的情况，应当是毛泽东垂暮之年的手笔”。但是如果这首诗写于20世纪70年代，显然“君今不幸离人世”难以说通，似乎与常理不合。

第三种说法是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一书提出的，在前两种说法之间进行了折中，认为：“从笔迹鉴定，当是作者是在1973年据原作的回忆而改写的。”这即认定该诗“原作”于1963年而“改写”于1973年。编者认为，“此诗作于罗逝世后，有吴旭君的见证，也有诗本身的印证。诗题中用‘吊’，一般是对刚去世者的‘吊丧’。诗中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句，这不是在罗逝世十周年时所能写出的”；“鉴于此诗留下的惟一手迹，像作者在1973年所改写。”而编者认为此诗修改于1973年，是考证此诗的手迹得出的推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所写的批语，有些是晚上服安眠药后写的，但笔力尚健，只是多了漏字、衍字和错字，字形略显歪斜而已。可是，此诗的手迹不仅笔力不济，字形也大变，基本上已看不出是毛的书法了。”第三种说法实际上是把这首诗的写作、修改看成一个长达10年的过程。

对于上述3种说法，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吴旭君作为见证人，她的回忆更具有说服力。《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发表了吴旭君《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1978年8月28日，吴旭君在写给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报告中，认真仔细地回忆了毛泽东写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详细经过：“罗荣桓同志于1963年12月16日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去向遗体告别。在这之后几天中，主席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仍睡不着，躺在床上写东西。当时已是半夜了，我怕他的安眠药过劲，让他先睡觉，起床后再写。他说现在正在劲头上，放不下。并叫我去休息一会，有事叫我。我当时并未上床睡，只靠在沙发上闭着眼休息。当我感到身上冷，惊醒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睡着了（回想当时我身上穿着毛衣）。立刻我就跑去用手摸暖气片，又看了温度表，室温并未下降，正好。然后，我去看主席，他仍旧在写。我递给主席一条热毛巾，在他擦脸的时候，我问主席写什么，怎么还没写完？主席说：‘在作诗啰！’天亮以后，主席说：‘写完了，我不睡了，去游泳池。’”文章写道：“主席在游泳池办公。因为前一天没睡觉，第二天服安眠药的时间必须提前。在服过第二次安眠药时，主席感到舒服了，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着诗句。开始几遍我听不清，只听得……草上飞……，我问主席：‘草上飞，谁的诗句这么新鲜？’主席没回答，还在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吟着。我又问主席：‘谁能在草上飞？’主席虽然没回答，但是叫我马上回老一组去取他的诗稿。诗稿取来后，他打开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我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一句时，我说：‘主席，您这么谦虚！’主席说：‘为人还是谦虚点好。’我又问主席：‘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主席从我手中接过诗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这时我才明白。”

根据以上回忆，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去北京医院和罗荣桓遗体告别后几天的事情，可能是1963年12月下旬，不超过1963年年底。而第二种、第三种说法只是根据手迹字体和对内容的理解所作出的推断，还是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撑。推测绝对不能等同于考证。况且谁能说得清楚，毛泽东在特别悲伤的情绪状态下，他的笔迹究竟是什么模样？因而笔者坚持认为，这首诗就是毛泽东表达对战友罗荣桓的赞颂、评价和哀思。这种看法一是一、二是二，比较符合诗中所呈现出的实际情况，也能解释读者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作品文本解读

“记得当年草上飞”，典出陶谷的《五代乱离记》：“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毛泽东用来比喻红军行军打仗行动迅速。“草上飞”三字极其传神地突出了红军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忽东忽西、出没无常的特点。红军采用的战术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指战员们常常以敏捷的行动出没于山林之间，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罗荣桓是一位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革命家，这首诗首句便体现出毛泽东对亲密战友的缅怀、追忆和赞誉。

“红军队里每相违”，当年出于战事需要，毛泽东和罗荣桓时常分别，相见甚少。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分歧与斗争非常激烈。当然，这并不是说毛、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恰恰相反，罗荣桓总是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这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互理解、心心相印的情感基础。

“长征不是难堪日”，长征途中红军遇到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但是比较起来，长征中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还不算令人难堪，再难以忍受也都挺过来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途中，毛泽东和罗荣桓的部队经常一起行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罗荣桓这位军队政治工作的能手，为鼓舞战士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常常能听见罗荣桓用沙哑的嗓音唱湖南花鼓戏给战士们鼓动士气。

“战锦方为大问题”，1948年，毛泽东从战争全局出发，认为攻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决胜之举。它不但可以关闭东北大门，还可以切断敌人退回关内的退路。毛泽东明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尽快拿下锦州，时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的罗荣桓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主张先打锦州。南下北宁线，强攻锦州，全歼东北之敌，罗荣桓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和实施。

胡为雄编著的《诗国盟主毛泽东》（中国当代出版社1996年7月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战锦”不是指攻打锦州，而是指革命战争打下来的锦绣江山。其依据是：“战锦”如果真的指“攻打锦州”，与长征不对仗。长征是名词，战锦是动宾结构。如果把战锦理解为靠武装斗争得来的锦绣江山，它完全与长征对仗，并且还是胜对。这种解读十分牵强，完全忽视了毛泽东缅怀罗荣桓功绩的写作意图，应者寥寥。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这两句诗运用了两个寓言故事，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外国的。斥鷃即鹌鹑，是蓬间雀，在蓬蒿中飞起来不过几丈高。典出《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又见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斥鷃不知大鹏，河伯不知海若。圣贤一段苦心，庸夫岂能测度。”后者讲的是昆鸡和老鹰的故事，借用了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鹰和鸡》，说本来跳得不高的昆鸡，居然也讥笑暂时飞得不高的老鹰，认为鹰和自己飞得一样低。鹰回答说：“鹰有时可能比昆鸡飞得低，但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诗人把罗荣桓比作鲲鹏和雄鹰，高度赞扬罗荣桓为人谦逊、做人低调的品格，斥责那些目光短浅、自鸣得意、叽叽喳喳、拨弄是非的小人。通过对比突出罗荣桓同志高大的形象、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精神。至于斥鷃和昆鸡，此处当属泛指，不宜对号入座。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不幸逝世的巨大哀伤和痛惜。像罗荣桓这样可以定大事、决疑难的同志不可多得，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也失去了一位与自己共事一生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十分信赖罗荣桓，经常与罗荣桓商讨国家大事。如今挚友不幸离世，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诗人心境剖析

毛泽东曾写过几首悼亡诗词，例如《四言诗·祭母文》《五古·挽易昌陶》《五律·挽戴安澜》《蝶恋花·答李淑一》，而《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毛泽东为战友逝世而写的悼亡诗。这首诗情深意切，直抒胸臆，感情深厚，对比鲜明，衬托有力，抒发毛泽东对罗荣桓逝世的深切哀悼，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卓越贡献的充分肯定，表达了对罗荣桓崇高品格的高度赞扬。

1963年12月16日，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在北京不幸逝世。据张鹏、张明林著《毛泽东情感实录》（红旗出版社2013年9月版）所述，这天晚上，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当噩耗传来，毛泽东带头起立默哀。默哀后，他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深深地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毛泽东语）之一的元帅三鞠躬。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五四时期在长沙参加过毛泽东等领导的学生运动。他是《湘江评论》的热心读者，也参加过“驱张运动”。1926年，他从青岛大学结业后，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以后，罗荣桓率领农民起义军举行暴动，智取通城。随后，他率领这支农民武装参加秋收起义。

永新三湾改编时，罗荣桓担任工农革命军特务连党代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比较健全。”罗荣桓就是这样一位党代表，是人民军队最早的七个连党代表之一。他领导的连队战斗力强，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有一次在经历连续恶战后，整个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被打散的战士很快主动找到部队。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召集一批军队中的党代表分组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罗荣桓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说第九连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给了他一个“铁匠”的外号。此事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古田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背影，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语气之中，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屡遭质疑，但罗荣桓始终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受到牵连，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被撤销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恢复工作。毛泽东曾叹息说：“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罗荣桓：罗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关键时刻，罗荣桓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罗荣桓辞世前曾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石赞、芦白欣编著《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提供了一则珍闻：1963年12月，罗荣桓逝世后不久，毛泽东同《红旗》编辑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谈到罗荣桓时，念了一首三言韵语称赞罗荣桓同志：“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品格、作风、才干、襟怀、能力等多个方面都给予高度评价，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如果把它同《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结合起来阅读，更能看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感情之深、评价之高。

（摘自《党史文苑》，2021年第1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