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老子》德译二百年

如何才能将地域遥远、差异巨大的各种文明联结起来，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从《老子》西传德语世界近两百年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我国传统文化在推动文明碰撞对话、互鉴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每四个德国人手中就有一本《老子》

《老子》外译走出国门始于1750年前后，起初由传教士译成拉丁文，后又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等。根据瓦尔福2010年《西方道教书目》统计，截至2010年，《老子》的各种译本涉及36个语种，共计643部。其中德译本104部，仅次于英译本数量。

从1827年德国哲学家温迪士曼由法文转译《老子》中的四章算起，德语世界的《老子》译介至今已历时近二百年；若从1870年首个德文全译本施特劳斯译本诞生算起，这一历程恰好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近二百年间，德语世界优秀的《老子》译介成果层出不穷，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流亡海外的德国学者们也在这一领域笔耕不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子》的译介传播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译介主体和读者群体日益多样化，逐渐深入普通大众的生活，形成了今天“几乎每四个德国人手中就有一本《老子》”的盛况。

对《老子》中丰富的汉语意象进行灵活处理

《老子》在德语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并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不外乎两方面原因：

其一，译者会通中德。例如，神学家施特劳斯不仅具有深厚的德语文学、哲学功底，而且精通古汉语。他的译文精炼准确、形神兼备，翻译水平极高，且附有详尽注释，便于德语读者理解。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老子》俄译本就是据此译本转译而成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在青岛传教期间拜晚清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为师，国学底蕴深厚，主张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翻译中华经典。他的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诗性韵律，又准确传达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德学者研译《老子》的必读佳作。

其二，译文入乡随俗。《老子》原文语义深奥、晦涩难懂，若一味追求对原文的忠实，必然会造成另一种文化之下的德语读者读不懂、不愿读、无人读的后果。因此在尽力忠实于原文的原则下，兼顾入乡随俗的策略，是《老子》德译本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施特劳斯将老子之“道”诠释为耶稣基督，尽管这与他作为神学家的认知局限有关，但这一诠释本身既顺应了19世纪末基督教会试图拯救日益衰落的基督教神学的主观需求，又使得当时的德语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和接受老子的哲学思想。卫礼贤译本能够迅速在德国乃至欧洲掀起“道家热”，一方面因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在一战后成为治疗欧洲人精神创伤的一剂良方；另一方面因为卫氏借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翻译《约翰福音》时使用的两个术语SINN（意义）和LEBEN（生命）来翻译老子的“道”和“德”，巧妙地将基督教神学典籍、家喻户晓的德国名著、中国古典哲学联结起来。

此外，译者们对《老子》中丰富的汉语意象进行了灵活处理，也是扫清中西认知差异障碍的重要策略。比如有的译本将“众妙之门”“玄牝之门”的“门”译成Schoβ（怀孕女性的腹部），有的将“万物之母”“以为天下母”的“母”译作Ursprung（起源），将“是谓天地根”“深根固柢”的“根”“柢”译作Grund（基础）、Ursprung，将“为天下谷”的“谷”译作Talniederung（山谷之低）等等。这些例子或将德语读者无法理解的意象换成德语中具有相似象征意义的其他意象，或者干脆把原文意象的象征意义直接翻译出来。这样入乡随俗的翻译策略，解决了两种文化背景之下语义不对等的问题，便于读者理解，也更利于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老子对德语地区学者的思想启发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众多德语文学家的灵感源泉。德国小说家、散文家德布林的中国小说《王伦三跳》以老子的“无为”思想贯穿全文，推动主人公王伦命运的三次跳跃，体现了他对老子“无为”思想辩证性的深刻认识。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在诗歌《为格林树晨祷》（1921）中描写树因顺从而生存于风暴之中，在诗歌《铁》（1953）中以飓风中铁支架的“坚而毁灭”反衬木支架的“曲而幸存”，这些都与西方文学中树和木一贯的隐喻意义大不相同，而是运用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思。他还在《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引用庄子的“材患”之说，体现老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不仅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他与老子的结缘及对老子的推崇，而且将老子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大量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德米安》（1919）中主人公辛克莱尔对善与恶、神与魔并存于一体的领悟，《内与外》（1917）中埃尔文说出我们的世界由诸多对立的彼岸构成，《悉达多》（1922）中以河水的意象阐释了静止与流动的对立统一。

德国哲学界对《老子》的关注更甚。从《老子》德译本尚未诞生之时康德对老子学说的坚决抵制，到黑格尔、谢林、马丁·布伯等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批判接受，再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推崇，都彰显《老子》在德国哲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与距他2400年的中国哲人老子关注过不少相同的问题，并且有许多异中存同的观点。比如，两人对世界本原的论述虽然分别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和“道”，但二者作为推动万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具有永恒轮回与循环往复的相似属性。此外，尼采的“超人”说与老子的婴儿意象都是循环往复、永恒轮回的初始状态，即“既是起点，亦是终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亦受到老子的极大影响。他曾尝试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并且在多部哲学著作以及书信和演讲稿中直接引用《老子》章句原文，还对老子的“知其黑，守其白”“无”“道”等章句和概念做出自己的阐释。

“他者”与“我者”的有机结合

尽管《老子》德译本大多出自德语地区学者之手，但我国学者也并未缺席它的译介传播。早在1911年，中国留学生周沐希（Muxi Chou音译，德文名Moses Chin）就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有关老子及其学说的批判性思考》，这是德语世界首篇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博士论文，受到德国汉学家哈尼士的高度评价。1955年在法兰克福和汉堡出版的库登霍夫译本是由林语堂的英译本转译而成。《老子》版本众多，德语地区的《老子》译介一直以来主要参照王弼通行本或河上公注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老子》帛书甲乙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老子》竹简本，这两个年代更早的版本在海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在德国学界掀起新的“老子热”。2008年，中央党校哲学教授侯才的德文著作《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在明斯特出版，该著作是我国学者主动译介中华典籍的杰出代表作，向德语读者系统展现了竹简本《老子》的全貌。

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代表性符号，理应作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而翻译则是使之成为载体的重要手段。纵观《老子》德译史，成就斐然，亦存遗憾。“他者”视角下，译本中仍有不少与《老子》原著不符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界在典籍外译乃至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掌握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动作为去讲中国故事；其次应当大力开展对既有汉籍外译成果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为今后的典籍外译、重译、译本修订等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有理有据地讲中国故事；最后应当注重“他者”视角与“我者”视角的有机结合，将我国典籍译成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读得懂、愿意读、有共鸣的作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总之，汉籍外译工作者身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如何使中华典籍承担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时代责任，典籍外译任重道远，亦大有可为。

（作者：朱宇博，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子》在德国的译介传播及其与德国哲学呼应式对话研究”负责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