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古村旅游协同治理：何以必需？何以可能？

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

在大众休闲时代，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古村与似乎很轻松的“旅游”必然发生着联系。实践也证明，发展乡村旅游是古村脱贫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旅游开发”双刃剑”的一面，通过旅游“留住乡愁”乃至实现古村振兴，需要有与古村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价值为引领，需要有效的治理机制作保障，还要有符合古村自身特点，满足到访者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这其中，治理机制链接价值与产品，决定了价值的“落地”和产品的“气质”，是最难“拿捏”也容易忽视的关键一环。

既往的古村旅游治理机制（旅游经营机制）可概括为三类：政企主导型，政府主导、村民有限参与型和多方支持下的村民主导型。进一步，又可区分为外力驱动型和内生动力型两大发展模式。从历史发展与现实国情看，应该说两大模式各有利弊，不宜一概而论：以政企主导、自上而下为代表的外力驱动型是较为普遍的，其优势是易组织、高效率、见效快，其长期成效，也与主导者的理念和情怀有很大关系；不过，古村作为特殊的“旅游目的地”，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角度看，其最主要的不足也是明显的：缺少村民的参与和相应的人力资本开发、外力主导容易把传统社区“连根拔起”，古村缺少了文化基因，所谓的文化创意也会丧失根基。以村民为主体、自下而上为特征的内生动力型符合村落自治的传统和群众创造文化、繁荣文化的方向，在理论上是必需的但其实现是有条件的，特别是传统村落人财物等基础薄弱是现实难题，实现自我发展需要村集体的实力、智慧和勇气。要看到，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乡村振兴新时期，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推进政府支持、村民主导、社会力量帮扶的内生发展模式，协同发展古村旅游，越来越具有动力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

从时代背景看，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新的城乡关系的发展，旅游休闲业的方兴未艾，使得古村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并进行创意“再造”、实现多功能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从政策供给看，在国家“五位一体”总布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基础上分类推进乡村振兴，重视古村的特点，这为乡村振兴中较为特殊的古村振兴指明了方向。《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等直接针对村落保护相关政策的持续实施，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共识，在资金支持、村落硬件维护改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主导传统村落保护的住建部门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了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共同缔造”活动；同为传统村落保护协同部门的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已实现整合，使得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相关政策有条件系统化。而从古村内环境看，古村旅游作为强依托社区资源的事业和产业，开展新型集体经济有自身优势。从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看，社会组织与专业力量的壮大，是古村人力资源、智力资本结构改善的基础，而驻村工作队的接续是链接上下、用好用活古村政策的组织保障。可以说，今日中国在实现古村旅游协同治理的结构上已有了四梁八柱，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更为增强，较之前具备了更有利也更能有为的条件。

从实践看，近期广受关注，甚至成为2021高考文综旅游地理题的阿者科旅游扶贫项目是一个内生发展的典型案例：阿者科村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景区和哈尼传统村落风貌、独特民族文化资源，创新了乡村旅游经济合作扶贫开发模式，即在当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资金等支持下，在专家团队、社会组织持续的智力帮扶下，探索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不租不售，不靠外来资本介人，组织村民成立旅游发展公司自我经营和管理，公司收入归全村所有；村集体公司分成30%，村民分红占70%；村民分红按传统民居40%、梯田30%，居住20%、户籍10%来执行。这种村民利益优先的治理机制设计，从目前效果看，不仅实现了全村脱贫，更重要的是较好地体现出遗产地活态保护、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共赢趋向，这个过程中，还带动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应该说，阿者科实践并非先例或孤例，多方支持、村集体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是一直有倡导有探索的，如同处云南的千年古村诺邓等，也是通过类似的旅游发展机制较早开展了能“留住本底”的原村经营模式，而现阶段更有实现的共识和条件。

理论和实践表明，通过协同治理、内生驱动发展古村旅游实现古村脱贫乃至走上振兴之路是必需和可能的。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建议相关地方部门都能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树立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观，更加重视古村振兴的长期性和功能的复合性，持续实施经济发展与“活态保护”并重的考核导向，积极支持、引导古村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通过新机制下旅游经济发展的成效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撬动和走向全面体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传统村落全面振兴。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副研究员，旅游学院旅游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