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术供给

　　本书的主题是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这一主题至少可以细化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变迁、转型作出准确的描述。二是对当前转型中的意识形态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做出恰如其分的概括，揭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探讨切实可行的回应之策。三是从意识形态的时代变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回应中，积极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调适的能力。

　　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术供给

　　《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王永贵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意识形态”是一个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重大主题。研究意识形态是有一定难度的，要么容易“就政治谈政治”，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归结为一般政治宣传；要么容易“就学术谈学术”，远离现实的政治生活，完全在抽象理论、纯粹文本领域“打转转”。近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所唐爱军副教授独著的《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力图突破以上所述的研究困境，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的原则，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学术化的研究。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著作中独具学术原创性的著作。

　　这本著作立足于唯物史观，对意识形态转型、意识形态建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能使我们从宏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角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生的意识形态变迁与转型，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发现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解决转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前瞻性对策。这样的研究，对深化关于意识形态转型的认识、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转型”与“自我调适”是这本著作的两个核心概念。作者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转型、转型中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进而从学理上充分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该著作内容进行详细论述、评论，只是提示性地给读者介绍该著作中具有一定原创性的观点或研究方法。

　　第一，作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双重属性与双重逻辑的观点。双重属性指的是意识形态概念有否定性、中性（甚至肯定性）两个基本属性。双重逻辑指的是意识形态理论有批判逻辑、建构逻辑两种基本逻辑。

　　第二，该著作的一个显著方法创新就是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进行深入的话语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核心政治话语实现从“革命”到“改革”的演变，不断建构起改革话语体系，它成为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框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存在一种“双重转换”：在主导性话语上，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换；在核心逻辑上，实现从“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话语转换，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第三，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选择上，作者提出了具有很强新意的观点。一是“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选择了一条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路径。二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这一有力武器，有效地推动了自身意识形态的不断优化，“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独特的战略选择。

　　第四，作者从“挑战—回应”框架，较为深入地把握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议题。一是社会分化中的意识形态整合。作者指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社会分化、利益多元化，要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力度，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二是“合法性危机”与意识形态建构。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通过价值观的塑造与宣传，累积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获得民众的认同。三是构建有效话语体系，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作者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面对现代化和时代的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地自我调适，以便能够与时俱进。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层面看，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挑战，至少有“市场经济逻辑”、“民主政治逻辑”和“风险社会逻辑”等三个层面的问题。基于“市场经济逻辑”、“民主政治逻辑”和“风险社会逻辑”，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逐步实现自我调适与变迁，从而保持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与有效性。

　　第六，该著作具有现实重要意义的一点，就是强调把意识形态建设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作者强调，转型期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需要被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加以深入把握。作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表现为“双重挑战”：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外部挑战）、来自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内部挑战）。作者特别强调，我国要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尤其提出要加快建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这些具有极强现实性、针对性的学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该著作与那些“泛泛谈谈型”意识形态著作区别开来。此外，通过“后记”知晓，该著作部分内容已发表于相关内参，得到了肯定性批示。从这一点，也可知该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问题导向，从一定程度上说，能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定的有效理论供给。

　　希望作者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