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总能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

　　导读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在历次国际经济危机中涉险过关，这与中国的治理模式直接相关。其中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果断决策，还在于一支高效落实政策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过去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表现之所以出彩，不仅体现在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它取得了持续的发展和减贫成就；而且还体现在，虽然一些人认为中国与苏联、古巴等一些其他国家拥有相似治理模式，但实际上中国模式独树一帜，因而其成就也更为突出。

　　近3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成就规模之大，更是因为其历经的考验之险——在这段时期，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曾多次卷土重来。不妨回顾一下：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令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倒退多年；2001年，国际金融市场“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国家经济社会至今仍未从这场打击中真正恢复；当然，最后不得不提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在深入探究中国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前，让我先来列举一组数字吧。当我2001年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来描述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具有的增长潜力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为1万亿美元。尽管中国也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但仍连续10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实际GDP增长。

　　如今，按当前的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的名义GDP已经接近于15万亿美元，也就是2001年时的大约15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3倍多，至少相当于美国的3/4，是其他金砖国家经济体量总和的2倍多。即使是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中国仍实现了2%左右的实际GDP正增长，这恐怕是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非凡的经济增长成就令中国根除极端贫困成为可能，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减贫事业的核心。在中国最富裕阶层的财富显著增加的同时，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大约1.1至1.2万美元水平，到2035年，这一数字有望翻一番。
　　我还想要就以下这组数据详细展开：在中国，估计约有3亿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的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人均GDP，而英国总人口只有6500万。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经常思考这件事：中国的治理体系已经为4倍于英国人口总量的人民创造了与之水平相当的财富，这真的是非比寻常。所以中国是怎样做到的呢？这是更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可能确实与国家的治理模式直接相关，这一点我很少看到其他人提起。我从事国际金融行业多年，是前文提到的多次国际金融危机和动荡的亲历者。尽管这些国际事件特点各异，但中国似乎总能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化险为夷。在1997年，尽管中国周边国家货币接连“跳水”，但中国仍抵御住了人民币贬值的诱惑和压力，如若不然，这在当时可能会引发一场浩劫。

　　类似地，此后每当金融市场偶尔出现压力时，中国都能以某种方式涉险过关。在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期间，那时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更重，它迅速作出调整，将经济依赖从低价值商品出口转移到其他领域，允许工资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在国内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兴建大型基础设施，实现了中国经济转向更加由国内驱动。过去一年多来，尽管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遭受了损失，但这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却没有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陷入失控，而是全力以赴，认真应对，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状态。

　　这其中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领导，还在于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他们在危机到来时，能够又快又好地落实应对政策，帮助国家渡过一道道难关。这是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或许也正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在最需要深思熟虑和果断决策的时候，国家的政治体系不应该对这种需求起到遏制作用。

　　在下一个100年里，中国又能从世界其他各国身上学到什么呢？这或许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但我可能会建议：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庞大并对世界其他国家愈发重要，它可能需要一些外交上的“软技能”；它应意识到其他国家可能不会选择与中国相同的治理模式，“中国模式”可能不容易“移植”到其他地方。但中国在应对经济挑战上所取得的成功，绝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作者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