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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研究(1978—2018)》连载(2)

初创中国扶贫模式

张瑞敏

2020年03月27日07:55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民出版社

走开发式的反贫困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性变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带来了农村普遍贫困状况的缓解。之后,针对重点区域给钱给物等“输血”救济式的扶贫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时效。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作用日趋减弱,继续采用以往增长为主,辅以适当救济的反贫困战略,已经很难有效地对减缓贫困发生积极的作用。基于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1989年9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脱贫致富,改变落后面貌,用救济式的办法很难实现,只有用开发性的办法来脱贫,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救济只能救急,而要真正把贫困脱掉,国家固然要给一定的帮助,但基点必须依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后不久,江泽民在沿着京九线考察扶贫工作时,再次强调: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十多年来扶贫工作中创造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稳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我们一路上看的典型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江泽民提出了一个重要认识:要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道路。这是我国反贫困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中国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形成时期。

开发式扶贫包括为贫困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给予优惠经济政策、提供优惠贷款等多项措施。开发式扶贫把贫困地区农民自力更生与国家、社会扶持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开发当地资源发展经济,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够真正改善贫困地区生产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这种扶贫方式讲求投入产出效益,能够达到扶贫成本低、扶贫效果高的效果,是解决温饱、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

开发式扶贫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之前扶贫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当时的贫困状况提出的新思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遵循了这一理念,强调要在发展中改善贫困地区的面貌,创造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条件的基础,增强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将着眼点放到了贫困人口的自身上,强调要普及初等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开展成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针对城市贫困人口,在制定各种救济式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基础上,着重开展了“再就业工程”,给予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以再就业培训,使其适应当前的市场需求,这些都为我国贫困人口的持续脱贫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走开发式的反贫困道路,不再是单纯的政府救济,而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将国家扶持同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结合,努力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使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实现“越扶人越勤,越勤人越富”,这也是开发式扶贫的真谛所在。

走改革创新的反贫困道路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江泽民强调,我们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明确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问题出现了复杂化现象,当反贫困遇到市场经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了首位,江泽民说: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于生活遇到暂时困难的群众,我们要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地关心他们”。面对市场经济给贫困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党中央采取与时俱进、积极应对的方针,根据反贫困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反贫困的方针和政策。“八七计划”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反贫困的严峻局面,开拓创新所推出的新举措,即集中力量努力打赢反贫困的“攻坚战”。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贫困问题上的长久经验使得其在面临市场经济变革给农村带来的不利影响时可以从容应对,那么市场经济给城市带来的贫困问题却是前所未有的新考验,值得称道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仍然能够毫无畏惧、勇往直前,创造性地制定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开展再就业工程,有效地缓解了城市贫困。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进行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是坚持贯彻了邓小平理论,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不断深化改革的结果。实践也一再证明,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那么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就没法解决,就找不到出路。不畏艰难,勇于创新,面对反贫困工作中不断加大的困难,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推进反贫困的各项改革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侧面。

走科教先行的反贫困道路

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将“科教兴国”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同样,反贫困工作也终究离不开科技事业的发展,一如江泽民所指出,“没有科技兴农,要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使两亿多农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奔小康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早在1986年,我国就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生产技术落后和技术人才的缺失实施了“科技扶贫”,同年批准实施了“星火计划”——一项旨在通过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伟大计划。江泽民充分肯定这一做法,称“星火计划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创举,是引导广大农民依靠科学、战胜迷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次伟大实践。”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好人才培养是关键。要把这种创业精神转化成物质力量,最终要靠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因此,要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在重要的位置。”1996年,我国颁布了《1996—2000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强调要将反贫困工作同提高科技水平与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2001年制定和颁布了《“十五”科技扶贫发展纲要》,加强科技对扶贫的政策指导。

实施科教反贫,具体措施是:(1)强化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选择一些成熟可靠、容易掌握、增产增收效果显著的适用技术,认真加以推广。江泽民指出:“只要把现有的实用技术推广开,都可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益,有效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中央要求每一个贫困地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贫困群众要围绕该产业掌握相关的实用技术。(2)实行科技副职制度及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干部交流制度,以帮助贫困地区提高干部科技素质和能力。(3)广泛推广科普宣传,尤其是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推广科学技术,对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4)加大科技扶贫的资金投入,中央反复强调,“财政再紧张,也要保证技术推广和培训的经费”。(5)树立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人的理念。“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注重对贫困地区群众素质的培育和引导。在这一时期,相继开展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绿色证书工程以及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在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努力增强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

走协调发展的反贫困道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而非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富裕。然而,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先天禀赋不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加之改革开放以后,为改变普遍贫困的状况,我国实行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着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从不均衡到逐步均衡的转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强调要缩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江泽民强调指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既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积极性,也发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积极性。”为此,中央一方面继续支持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另一方面则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努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解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表明了党和政府坚决走协调发展道路的意志与决心。

走可持续发展的反贫困道路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识和选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务必长期践行的重大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7月,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因而,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扶贫开发观,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需要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当时,主要从两大方面做起。

一是将反贫困同计划生育相结合,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将计划生育与反贫困工作相结合,经济要发展,人口要控制,人口素质要提高,从根本上扭转部分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局面,大力加强贫困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真正处理好人口与发展的密切关系,完成好历史的使命,为子孙后代留有并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二是将反贫困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江泽民多次强调我国绝对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道路,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的脱贫率。在反贫困过程中,坚决不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不以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与脱贫成效,不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破坏性发展。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我国立即行动起来,制定并出台了《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作为我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1993年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内予以广泛宣传,提高全民节约及环保意识;同时,我国也加快了环境立法的步伐,将环保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环境科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在坚持四大林业生态工程的基础上,相继启动了六大林业生态工程。

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更是为贫困地区长远发展作出的选择。党中央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势头。

推动世界反贫困进程,为世界反贫困提供中国智慧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反贫困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贫困特征有所不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不仅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且以绝对贫困居多,甚至部分贫困群体还存在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贫困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在1990年到1998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8亿人下降到1.06亿人,平均每年减少0.2175亿人,而与此同时世界贫困人口却上升了0.65亿人;从贫困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在这八年间下降了19.8个百分点,而世界贫困人口比重却只下降了1.9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的伟大成绩,推动了世界反贫困的进程。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减少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样。世界上最为权威的几大组织都承认,“脱贫”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中国被誉为“世界扶贫事业的力量”,可谓实至名归。诚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言:“中国的这一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吴兆飞、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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