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历史根基 滋养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由中宣部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70年》近日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1949年10月至2019年10月这7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为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增添了一部新的著作，而且对于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从作者和经济工作的角度，谈几点体会。

从历史角度深入认识经济问题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新中国70年》作为一部通史，完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来龙去脉。全书紧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形成和完善过程。

全书分为探索篇、改革篇和强国篇。探索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巩固了国防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起步，使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实现了“站起来”。改革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调动各种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强国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阅读《新中国70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成就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引领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闯过激流险滩，又是如何在探索中不断自我扬弃、自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制度，又与时俱进地突破旧有教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中国70年》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从而既坚定“四个自信”，又不墨守成规，真正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同时，《新中国70年》也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类问题的性质。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就必然要在这期间里集中面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问题。然而，这些集中发生的问题却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如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各国普遍性的，如收入分配差距。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的问题是中短期性质的，如绝对贫困；有的问题则是长期性质的，如资源短缺、环境保护。而所有问题，几乎都可溯流而上，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新中国70年》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出处，纵览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在攻坚的问题、随时代新生的问题。而历史地看待各类问题，则有助于针对其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统筹制定政策体系，既坚定久久为功、打持久战的战略定力，又增强当机立断、打歼灭战的改革魄力。

从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经济问题

《新中国70年》全景记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项事业。其中，经济建设作为主线，与各项事业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书中得到了清晰呈现。

探索篇介绍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为保证国防安全和加快生产力发展，而确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并为此实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保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适应上述生产方式的变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上述工业化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尽管有不少失误和发展曲折，但是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为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推动经济建设一马当先，各项事业万马奔腾，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强国篇介绍了新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历史性突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

《新中国70年》将经济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局中予以记录，对于我们当下的经济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可以避免认识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经济研究有时容易出现抛开政治、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就经济谈经济的倾向，因此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偏离事实。例如，若仅从经济学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似乎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只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防、外交等客观条件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意义。再如，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研究，若仅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则容易认为该体制效率低下；但当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运行的道德风险，使得新中国得以有效利用这一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可见，只有全面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经济。

另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既出现过偏离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失误，也出现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把经济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予以考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重要地位，也才能全面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科学制定经济政策。同时通过学习历史，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运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观察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向往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美好生活，世界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建设更需统筹兼顾，与其他各领域相辅相成。系统学习新中国史，无疑有助于培养这种统筹兼顾的能力。

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构建经济理论

产生于西方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如果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开端，已经240多年了，应该说发展至今天，已经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被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接受，也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用来认识和分析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但是，这个产生和成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却不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如何在国际经济学界确立我们的话语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以至于产生这样一种奇特景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最快、最活跃的经济体，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但是对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其政府与市场关系，却缺乏为世界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解释。这无论对于中国经济实践，还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都是一种缺憾。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脱节的现象，是因为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去甚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企业的行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较为接近，所以基于理性人假设所构建的经济学模型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较为相似，解释力也相应较强。即使如此，经济学理论还是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在预测和指导实践方面更是捉襟见肘。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的政府、规模庞大的公有制经济等因素大大加快了赶超的速度，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但这一制度目前还无法完全抽象成理论模型。这就导致西方经济理论只能少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问题，遑论预测未来和指导实践。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许多西方经济理论所无法模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毋庸讳言，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需要完善，例如，如何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如何科学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兼顾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等问题，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但是，深化改革不能放弃制度优势而一味追求与理论模型相契合，那无异于削足适履；而是应当使理论构建符合我们在成功实践中总结的基本经验。

这就意味着，要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首先要深入了解新中国经济史。而经济作为各项事业中的一项，又必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理解。因此，系统学习新中国史就应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从来不限于经济史，而是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经济学在诞生之初即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本就包罗万象，尤其重视历史研究，只是在后来的演变中才部分走上了公式化的套路。如今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回归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向历史汲取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70年》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亦当有所裨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而加强新中国史学习，必将为经济工作提供深厚的滋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