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在统筹协调中迈进

选择什么发展道路，确立什么战略路径，是关系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70年的历程归结到一点，就是探索出一条能够通向民族复兴彼岸的道路，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路线。这条战略路线，经过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十八大以后的凝练与重构，形成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这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四个伟大”的四梁八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主要方略和顶层设计，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验的一个深刻总结。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结，其中蕴含了曲折、摸索和觉醒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曲折、摸索和觉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弯路。1978年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当时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正确方向，但受制于实践和时代的限制，其内涵还不够完善。因此，在改革开放初“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时代符号之时，我们党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从今天的眼光看，“四个现代化”虽然字面上包含了四个方面，但其内涵实质上是单一的现代化，即物质文明取向的一维现代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深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思想，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任务。自此，形成了“两个文明”的二维逻辑框架，相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单一的物质文明取向的现代化概念，是一个重大进步。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马克思早在1844年计划写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过，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文明体系作过经典阐释，从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构建了分析框架。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就够了，因为“精神文明”已经包含了政治领域，没有必要把“政治文明”单独提出来。实际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盖或替代政治文明。这是因为，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也有制度形态。如果说其价值形态基本可以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的话，那么其制度形态则很难由精神文明来涵盖。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社会建设”写入报告之中，并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判断，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框架中，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理论概括，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由此也完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建构。可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历了一维到五维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日臻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升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大文明”框架，并作为全面现代化的主要内涵。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中国道路”进行了质的规定，要义就在于一体化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维”到“五维”量的增加，而且是对“中国道路”进行了质的规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式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范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这五个方面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义就在于一体化，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和大逻辑。

“四个全面”是对“五位一体”的重要补充，整合并重构了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感慨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的确，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切忌“盲人摸象”。避免“盲人摸象”，关键是要以全面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看问题。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新时代谋篇布局，砥砺奋进，形成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配套的、总揽全局的战略抓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五位一体”的重要补充，整合并重构了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将它定位为“战略布局”，毫无疑问它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大战略、大思路和大框架。在这个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脱胎于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增添了“全面”和“深化”的新内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在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的同时，在“全面”和“推进”上发展了这一保障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全面从严治党”同样在“关键在党”这一根本问题上，强化了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四个全面”抓住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动力、保障、领导这四根支柱，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

更为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连续四次全会，分别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一进行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意义非同寻常。以一届中央委员会的连续四次全会整体推出一套执政方略，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平衡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与党的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不同领域，综合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当前与长远、应然与实然各个层面，构成了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总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支撑的整体，必须加以协调推进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弄清“四个全面”内部各个“全面”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其逻辑性、关联性和耦合性。所谓战略布局，不是几个马铃薯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顶层设计。那么，“四个全面”其内在逻辑关系如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作出了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是对“四个全面”内在逻辑关系的权威阐述，概括地说就是“一个战略目标、三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说：“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由此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本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轮子，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带动两翼、拉动两轮的关键所在。

不言而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支撑的整体，必须加以协调推进，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把其中一个“全面”与其他“全面”对立起来。首先，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战略目标，现阶段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不能有任何偏离；其次，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释放改革的动力，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第三，切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使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更加匹配，从而化解政治风险，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抓好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关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保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义就在于全面性，不能以偏概全，而是要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具有纲领性意义。要全面把握这一战略逻辑，不仅要弄清“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各自内涵和内在逻辑，而且还要理解这一总体布局和这一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

由于“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在概念上比较接近，应当如何把握这两个“布局”的关系，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对此，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一段话中得到启示。201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针对的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如果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战略规划和理论指引，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牵“牛鼻子”的顶层设计和思想遵循，两者体现的是“面”与“点”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面；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聚焦了在这个基本面上的着重点。只有点面结合，才能更好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阶段聚焦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在2020年就得以实现，那么在2020年之后就需要新的奋斗目标来引领中国的发展，这个目标就是党的十九大所制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我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当是具有阶段性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四个全面”，第二个阶段是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四个全面”。这两个阶段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别导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虽然两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不同，但基本架构是相同的，战略重点是相同的，而且都服从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样，都是长期规定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两者具有“点”和“面”的相辅相成关系。而且，全面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五位一体”基础上形成高度的“五大文明”，从而使第二个阶段的“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联系得更加紧密，共同支撑起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架构。

综上所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这一战略逻辑，对于把握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对于中国未来走什么路、怎样走这条路具有质的规定性。只有遵循并贯彻这一战略逻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不偏离发展的正确轨道。深刻认识这一战略逻辑并将之贯彻到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一个新起点，也是经过70年风雨历程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结论，需要倍加珍惜。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