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劳动创造，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并极大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突出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公共参与方式等发生了一系列鲜明变化。

　　生产生活方式

　　技术助推生产工具变革。改革开放前，在科学技术欠发达的背景下，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社会分工相对单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以及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了过去以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分工为主要基础的生产、生活和劳动方式，推动人类社会逐渐走向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时代。

　　城乡劳动方式日渐趋同。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大量农民工涌向城镇就业。当前，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的背景下，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回流现象普遍出现，本地就业成为农民新的选择，城乡劳动方式日渐趋同。

　　绿色发展渐成共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前提。40多年来，人们从观念到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依靠粗放式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进步，致力于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共享美好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人们追求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消费方式

　　消费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取消了消费品的票证供给制度，引发了城乡居民的第一次消费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历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到“吃出文化”“吃出品位”的消费层次变迁。当前，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的出现，使人们在消费方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个性化满足，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教育、旅游、保健等方面呈现消费热点，品质型、发展型的消费观念和方式成为趋势。

　　消费结构日趋多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等成为消费增长最快的领域；食品、衣着、交通等则是农村居民增长最快的消费领域。总体来看，人们已经从吃穿用行的简单满足转变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同区域的家庭消费结构均呈现出日趋多元化的特征，但毋庸置疑，当前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也明显存在。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消费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生存资料支出比重减少，发展资料支出比重提高。城市居民已经把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农村居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不断上升。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恩格尔系数降至30.1%。在新疆基层农村，“访惠聚”驻村工作、“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

　　休闲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公众的休闲方式较为单一，看电影、电视是主要休闲娱乐方式。自1995年5月起，我国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伴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休假制度的实施，人们闲暇时间增多，生活轨迹、生活态度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截至2018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1元增加到28228元，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生活质量的提高，促使人们的休闲方式呈现出从平面到立体、从突出重点到平衡充分的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介入，使城市和农村不同群体的闲暇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

　　人们对休闲方式的选择，除了受客观物质条件影响之外，还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休闲生活由原来主要以娱乐为主的较低层次向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人的自我能力提升的层面转变。心理辅导服务、健康服务、专业技能服务等在人们休闲需求中比重越来越大。

　　交往方式

　　物质生活是交往的前提，交往是生产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以何种方式、何种内容交往，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乡人际互动。过去依赖亲缘和血缘维系的交往方式正在改变。人们打破了过去习惯在出生地学习、工作、生活的状态，更注重寻找适合自己、发挥自身最大社会价值的职业领域。随着高铁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城市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

　　信息技术革命给人们的交往实践带来了更高层面的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网民数量、手机拥有量最多的国家。网络设备的移动性、即时性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从单向转为多向，从一对一交往变为一对多、多对多交往。与此同时，互联网打破了地域限制，缩小了城乡差别，不断拓宽农民的交往领域，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年增长率为6.2%。

　　公共参与方式

　　参与公共治理态度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不够积极，公共服务也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治理领域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断提升。

　　公众参与机制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近年来，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我国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组织作用不断彰显，社会参与活力进一步激发，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局面逐步实现。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同度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作者：孙秀玲，系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罗志佳，系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