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哲学引论

话语是一个语言学、传播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关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话语”是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笔者从事话语问题研究多年，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提出“话语哲学”命题，科学阐发马克思主义话语哲学观。

一、话语生成论：话语范畴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话语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起初，作为话语的原初形式，语言正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这可以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上去理解。动物彼此间需要传达的东西很少，甚至“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2]，不存在人的语言或不需要人的语言便可沟通自如。然而，自从有了劳动，“分音节的语言”开始出现，并作为人所特有的交流方式而存在。由于劳动的过程产生了协同动作的需要，这种劳动的协作性和相互性使得人们之间不得不进行直接明了的交流，于是语言应运而生。语言是伴随着劳动实践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发展的。劳动与话语的日益完善即使不是同步完成的，但也是同向进行的。不通过这种“分音节的语言”进行接触，人们便会感到不能使用话语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缺憾。另一方面，劳动以及经劳动生成的“语言联系”共同作用，推动猿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3]，人猿相揖别的历史的开始，“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4]以及作为新的因素的人类社会的产生。可见，话语经由人的劳动实践而生。话语一经生成，便会对人和社会历史的发展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

人类社会出现以后，话语始终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话语自形成以来，从来都不是某种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东西，而是动态的、暂时的、联系的产物。话语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经诞生就经久不变的，更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封闭性的存在物，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生成、永在途中的“未完成”状态。恰如“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5]。话语变动不居的根由在于人类社会变动不居。生产力的增长或衰退、社会关系的破坏或巩固、观念的形成或颠覆，都是社会生活的永恒主题，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话语体系也只能服从生活的逻辑，随着生活一起脉动。思想观念的历史、概念范畴的历史、话语的历史，从来都不过是以观念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史、物质关系运动史。

不同历史时期，话语范畴和话语体系是不同的，反映时代问题的标识性话语也是不同的。比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6]。再比如，按照“三形态说”，社会历史在整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催生与之相适的话语体系，都会凝练出具有标志性的话语范式。在“人的依赖性”阶段，人身依附关系居中心地位，形成了宗教神权话语和封建君权话语；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人依附于物的关系居主导地位，形成了资本的话语和抽象的人本话语；在未来的“自由个性”阶段，自由而全面的社会关系成为前提，形成了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话语。

相反，既成论者做了这样一种预设，即概念和思想是唯一的、永恒的存在，概念和思想的历史是唯一真实的历史，不变的概念支配着流动的社会生活，单一的话语主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于是，历史变成了观念意识的抽象史，成为思想和语言用以确证自身的工具。在既成论那里，思想和话语脱离了它们的“个人及其经验关系”的基础，沦为纯粹抽象的话语观念和“纯粹思想的特殊发展”[7]。既成论者没有看到，“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是“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的话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8]，就是关于整个社会现实的、反映整个社会联系的理论概括。因此，不存在某种既成话语，任何话语都不过是看似稳定的事物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都同产生它的社会基础一样，无时无刻不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所谓永恒的“话语神话”，比如“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世界趋同论”“国强必霸论”，只要一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其真理性就立刻坍塌，其解释力和话语权也大打折扣。

二、话语本质论：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话语的本质是理论的现代化，理论与话语相互支撑，构成话语的基本结构。理论（思想）与话语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9]，是思想的话语呈现。理论构成话语的基本要件，话语依托理论的支撑得以立基。

理论不会无条件地转化为话语。理论能否转化为话语，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理论本身是否彻底。成熟的理论体系是学术话语的内在支撑，是话语体系的必备构件。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0]理论不彻底，如何说服人，如何成为学术共同体普遍遵循的话语，如何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1]马克思去世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幽灵”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归根结底在于马克思的学说依然在场，依然是当今世界无法绕开的知识体系！

当然，现实社会中我们也发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谬论也可能上升为主导性的话语，比如，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话语”，苏东剧变后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推销的“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西方强加于中国的“国强必霸论”“中国崩溃论”，这些话语一度甚嚣尘上，掌握统治性的话语权。但若将其放至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看，任何由谬论或者狭隘利益支撑起来的话语终归是要被否定、被抛弃的，终归是要由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话语所取代的。

第二，理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话语中把握到的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话语表达。理论与现实无缝对接，围绕时代性问题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这是理论转化为话语的关键。理论与现实的间距越小，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越强，理论就越有分量、越有市场，越有可能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大众的生活话语以及社会的主流话语。相反，理论越是远离现实，理论转化为话语的几率就越低。解释时代性问题的能力是衡量一种学术话语合理性与价值的根本标准。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表明：不是话语塑造现实，而是现实塑造话语；不是话语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话语；不是主观臆造话语，而是实践建构话语。

今天，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提供的解释框架依然为全世界所广泛采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经久不失的根本原因。21世纪，人们如果试图看清楚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真相，看清楚特朗普主义的实质，看清楚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因，看清楚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清楚西方民粹主义的缘起和走向，看清楚全球化的方向和未来，看清楚两条道路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世界历史理论、资本扩张理论、生产过剩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阶级阶层理论，依然是人们无法绕开的解释框架。

第三，理论能否通达大众。话语的大众化、生活化是话语体系成熟的主要标志。理论要成为具有号召力的话语，必须拆毁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理论说“大众话”，让学术话语上升为生活话语。真正有意义的话语绝不仅仅是学术圈子内的自言自语，同时也应该是大众的生活话语。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12]。学术话语绝非仅仅是供学术共同体自娱自乐的工具，它完全可能超出学术圈子，走向大众，成为大众的生活话语，内化为大众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大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成为大众理解社会、说明社会、改造社会的理性工具。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既是统治集团的官方话语，也是流行于市井的民间话语；既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话语，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话语；既是官方推崇的主导话语，也是社会的主流话语。这说明理论与话语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再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仅仅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斋中而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那它就不可能成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不可能参与当代世界的理性塑造。

三、话语存在论：话语归根结底“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实际生活过程”

存在论（亦称本体论），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归根到底是对原因、根据的追问。但是，存在论不是追问“存在”的最近原因、最初根据，它所追寻的乃是越过“最近之因”的“最后之因”，捕捉的乃是“存在”的最后原因、最终根据。[13]

话语存在论（话语本体论），本质上是一种因果还原论，意在追问话语之所以成为话语，话语之所以发展演化，话语之所以存在殊同差异，话语之所以出现对立，其最终的根据是什么，最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话语存在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因果还原论，其对“原因”的探寻，不是找寻诸多的原因，而是发现“多”背后的“一”，发掘某种“唯一者”。

话语作为“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4]，归根到底决定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5]以及竖立其上的实践活动，这是关于“话语的存在论”。人的思维、精神需求、语言的变化与发展，其存在论依据正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话语既是思想意识的现实表现形式，又是现实生活的思想表达方式。话语、思想活动、现实生活在实质上是连贯融通的。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紧密相连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6]话语以物质关系作为其生成发展进化的存在论基础，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如果基于阶级社会的视角理解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关于这种对立的话语理论，也都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也就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17]。

话语从一开始就是生活世界的产物，并且始终是人们生活世界的创造物。不存在凌驾于生活话语之上的元话语，不存在脱离生活世界的抽象话语，也不存在衍生多样性话语的一般话语，话语“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8]。在话语的本体论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存的语言……是通过某物从某物中创造出来的，而决不像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所说的，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19]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不确定的“一般理念”成为生发一切确定物的起点，即使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范畴、语言等，也都消融在抽象理念的“机体”之中。然而，话语不是由精神观念构建的，乃是由实践活动建构的。话语是思维的要素，观念的“外壳”，源于生活，生于实践。黑格尔不仅没有从社会生活这一根源出发，而且将社会生活设定为观念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20]。观念与存在、话语与生活的关系被颠倒扭曲。黑格尔只关注抽象的精神、远离现实的理念，无视演绎人的生活的现实话语，只是使用精神的语言，即一种神秘主义的语言，而不是清楚明白的语言，因而不可能达到正确地理解客观事物。对于反映人的思维过程的话语，黑格尔典型地再现了德国人过分“敬重”思想、过分“崇拜”思想的惯性，致使话语不再是表达人的思想的语言，反而变成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的语言”。

四、话语权力论：统治阶级的话语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话语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21]“话语”绝非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正因为如此，话语才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对象。话语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说话”“语言”。人人都在说话，但并非人人都掌握了话语权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话语权。今天，新媒体扑面而来，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和舞台，因此造成了熙熙攘攘、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但掌控话语权的却是极少数意见领袖。可见，这里隐含了一种前提假设：话语是一种资源，掌握了话语这种资源的人，也会拥有相应的权力，即话语权力。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将话语道说出来，禁锢别人的思维，牵引舆论的走向，此时话语表现为显性的权力，即有声的话语权；二是将话语置入别人的头脑，左右别人的思维，影响别人的判断，此时话语表现为隐秘的权力，即无声的话语权。

话语权涉及多方主体的参与和角力，话语权的分配与占有由主体的力量来决定。根据主体力量的差异，强势主体成为话语的主导者，掌控着话语的定义权、议题的设置权、内容的解释权、议程的主导权和争议的裁判权。在话语权角力中落败的一方基本上丧失了话语权，只能被迫选择认同或服从强势话语的统治。现实社会中，话语冲突的背后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往往通过话语对立表现出来。话语权与其说是对既定事实的一种肯定，倒不如说是对特定主体的价值立场和利益的巩固。

话语权与统治力量相关联，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利益关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2]概言之，任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不过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统治阶级的话语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话语，话语权不过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社会的绝对统治力量，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资产阶级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为维系其合法性做辩护。可见，当资产阶级对社会物质生产的统治映射到话语领域，他们同样是“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4]。

在阶级社会中，话语权占有的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理论反映的只是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却称作是全社会共同意识的表达和共同利益的代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既不占有社会的物质力量，也不占有相应的精神力量。他们不得不归附于有产阶级，受制于资本逻辑，服从于统治集团的话语体系，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成为丧失否定性、批判性的单面人。因此，相比较于物质力量、资本逻辑的统治，话语的控制更深沉、更彻底、更持久，更具有不可逆转性。

五、话语革命论：“从语言降到生活”

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抽象范畴统治现实世界，超感性逻辑主导感性生活，这是发端于古希腊、兴盛于德国古典哲学、余威波及当代的西方话语传统。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这一纵贯历史两千多年的强大哲学传统，实现了话语逻辑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5]。

马克思哲学话语革命的实质是话语的生活化转向。“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从语言降到生活”[26]，这是马克思倡导的话语建构逻辑。然而，在传统哲学家那里，思维与现实、话语与生活的真实关系是头足倒置的。观念实行着对生活世界的绝对统治，而这种统治是凭靠语言和词句的“新形式”而实现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27]。正像他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28]。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独立的语言王国和概念世界。如果回归现实生活世界，遵循生活逻辑，传统哲学家的“困难任务”便能得到解决。从根本上讲，“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9]。概念、语词倘若成了所谓的独立力量，那么，概念、语词的生活意涵则会顷刻消失，其规范生活、引领生活的功能也会荡然无存，变成为仅仅是单一的、表面的“词句”。语言的世界是以现代世界为开端的，而不是现代世界作为“词句的世界，以词为开端的世界”[30]。从意识走向存在，从思想走向现实，从语言走向生活，话语的走向正是“它所标示的现实客体的道路”[31]。这是话语本身的大逻辑，也是话语发展的大趋向。

话语是一种生活化的“感性语言”。“话语”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生活的“纠缠”，体现物质生活的内在逻辑。把握话语，只能按照“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使事物本身突显出来……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32]。物质生活是主词，话语是宾词，不是话语规定生活，而是生活规定话语。话语是一种“社会的产品”。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3]。话语决不是某种“神奇的词”或具有绝对的独立性，我们应该“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34]，向现实本身去寻找话语，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开辟的话语道路不过是回归生活的道路，马克思确立的话语逻辑不过是生活本身的逻辑，话语的演化升级之路不过是人类历史进化之路的话语呈现。

术语革命是话语变革的重要体现。一种思想的不断革新或一种新思想的形成总是包含着新的叙述方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5]就如古典经济学最初作为一门新的理论学说，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提炼出诸多新的经济学术语，诸如工资、地租、资本的利润、利息、劳动创造价值等问题。然而，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私有财产”，其初衷和目的是说明私有制可以存在于一切时代。它看到的只有“劳动一般”的抽象范畴，利润、地租和利息则被看成是最终的范畴。换句话说，它不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而是一种“把这种生产形式只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36]。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形成了一系列的经典范畴和学术术语。比如，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总体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发现劳动的二重性，找到了劳动力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对劳动力价值理论做出深入阐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雇佣劳动理论、基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增殖与积累理论、资本的有机构成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相对人口过剩理论、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殖民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内在相关的理论以及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新的生产组织理论，等等。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历史性现象，而它也必将为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所代替。这些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创新和术语革命。

六、话语功能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话语的功能不仅是作为描述世界的思想武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且是具有实践功能的物质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世界。

话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其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7]。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为什么能走向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为什么能走进21世纪？原因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38]。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话语天然具有越界和扩张的本能。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把一切民族都卷进到其创设的文明漩涡之中，造就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国际话语方位。资产阶级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话语世界化的过程。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它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开拓世界市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9]。资本走向世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全球，垄断世界范围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权力，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体系。于是，以霸权主义为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话语也上升为世界性话语，西方话语的世界化，意在塑造一元化的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意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0]。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文明仍位于世界文明体系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终结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正如没有硬实力的崛起，西方不可能形成话语霸权；没有硬实力的超越，东方也不可能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终结西方话语霸权，还原多元话语世界，看似是理论的真伪之辩，实则是实力的较量，根本出路在话语之外。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变革现实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1]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自创立以来就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和话语体系像“一个幽灵”始终徘徊于世界的上空，“马克思”仍然是当今世界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这套话语体系。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更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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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曙光（1975-），男，湖南浏阳人，哲学博士，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陈雪雪（1991-），女，安徽阜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