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历史观”看五四运动

在近代世界剧烈的大变局中,中华文明不得不进行转型,探索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最终经过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洗礼与锤炼,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五四运动所昭示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所谓“大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要秉持一种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在回顾往昔、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的维度上,在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的视野中,考察关乎我国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具体到五四运动,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悠长深厚的文明演进与历史变迁的脉络中,由文明转型、道路选择、思潮交融与精神传承四个维度去追根溯源、多方比较,才有可能从这一幅雄壮斑斓的百年画卷中,提炼出历久弥新、值得资鉴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历经五千多年的孕育、生长、碰撞与融汇,我国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理想和精神。然而,任何文明有其优长,定亦有其不足。降至清代,随着统治者政治上奉行专制高压,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对外关系上采取闭关锁国,中华文明逐渐失去了往日活力。与此同时,欧洲英法诸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实力与日俱增,开始不断对外扩张。终于在1840年,西方与中国相遇,之后不仅是西力东侵、资本东移,西学也伴随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毫无疑问,彼时中国深陷于李鸿章口中所形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换言之,中国已处在文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破局之道,只有励精图治,实现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认为自1840年始,清政府在“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士大夫们纷纷惊愕失措。痛定思痛,唯有改弦易辙,选择改革,洋务运动由此开始。这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运动历时35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动,力度不可谓不大,由军工制造延及民营企业,规模不可谓不广。奈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为何追摹洋务也改变不了任人欺凌的现状?作为当时新政实操者的李鸿章道出了实情:“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单靠引进军事科技,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治本之计。

此路不通,则再觅新径。1898年6月11日,旨在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正式启动。这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却因保守势力的阻挠、实施者能力不济和变法措施过于激进等因素,仅持续了103天即宣告失败。可见,资产阶级改革道路,也绝非救国良策。

改革不行,便只有革命。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用17年时间带领无数革命志士推翻了在中国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过皇帝虽然没了,乱象依旧丛生。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紧接着张勋又拥戴溥仪复辟,两场闹剧未果后举国陷入大小军阀混战之中。

数代中国人真心向西方学习,前赴后继,却一再无疾而终,道路选择上的惨痛教训彰彰在目。内忧未已,外患骤至。就在国内政局风雨飘摇之际,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团在巴黎和会力争权益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童话顿时化为幻影。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学生领袖罗家伦写出了国人的真切心声。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选择道路的十字路口。

梁启超在回顾近代道路选择的理路时写道: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接着“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辛亥之后“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大致勾勒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变迁轨迹,但尚未从更纵深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演进的角度去探究为何最终落脚点是思想理论层面。

具体而言,五四运动孕育于戊戌维新以来文化演变积累的基础之上。

首先,文学改良促使白话国语最终成立,新文学建设因之成绩斐然。数千年来,中国言文分离的现象极其严重,造成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间的隔膜,极大妨碍了文化创新机制的发展。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口号。此文一出,标志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双潮合一”。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人纷纷投身新文学创作热潮,其中以鲁迅的成绩最大,他曾自我评价道:“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其次,新式教育理念的广泛引介,教育改革随之趋于深入。白话国语的普及,利于社会大众对新式知识、思想的接受,发端于清末的新式教育改革也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其中尤以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初的影响力为大,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留日进步学生终成长为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

再次,青年学生的觉醒,新型知识人群体的出现。青年们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觉醒,即对自主人格、个性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二是对社会、民族、国家的使命的觉醒,也就是说,广大青年自觉意识到自己将担负未来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重任。

最终,语言的递嬗、教育的革新,加之知识人的诞生,促使诸多新的价值观念相互激荡,深入人心,并且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深度结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此步入了新阶段。

揆诸史实,该情况与五四前后中国复杂激荡的思想局面也密不可分。那时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诸种思潮并峙,知识分子们面临着理论抉择的“三岔口”。1918年底,梁启超赴法参加巴黎和会,沿途目睹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大陆,满目疮痍、一片瓦砾,不禁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曾几何时,欧洲所代表的,是国人刻意追求的“现代性”文明。然而一战爆发所造成的景象,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形容的,“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也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这令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指导理论问题。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首先深刻反思现代性,如陈独秀引介欧洲最新思潮动向:“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正是在透彻反思欧洲的基础之上,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从反思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内在演进脉络,彰显出他们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醒。

应当说,在近代世界剧烈的大变局中,中华文明不得不进行转型,探索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最终经过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洗礼与锤炼,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五四运动所昭示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伟大的运动必定会留下伟大的思想遗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的兴起,正是爱国主义传统为之提供了强大不竭的思想资源,同时随着五四精神的日益丰富,又给自古有之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立足当前,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研究五四精神,必须“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意味深长。我们要实现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底蕴和文化滋养的文明大国之复兴。以此大历史观的眼光回望五四,就必然要求我们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只有坚持这种锲而不舍的历史追问,坚持反本开新的思想阐释,一百年前的那场伟大运动才能永远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