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素养之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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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素养是个体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所积累起来的对战略问题进行理解、判断、预见、规划和执行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一项战略的好坏可能取决于多种原因，但最重要、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领导者自身的战略素养。

战略可以加速或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也可以延缓或阻碍运动的进行。它可以把运动导向捷径，也可以将之引入歧途，而这都是以其完善或欠缺的程度为转移的。一项战略的好坏可能取决于多种原因，但最重要、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领导者自身的战略素养。

所谓战略素养，是指个体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所积累起来的对战略问题进行理解、判断、预见、规划和执行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毋庸讳言，战略素养必须具备一定天赋。但天赋仅是一粒拥有无限可能的种子，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水土和养分，它也很难开花结果，甚至会中途变质或夭折。天鹅绒上无法磨利刺刀，战略素养也绝非简单易得，唯有经历胜利与失败的双重考验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力量来。

战略素养需要在竞争实践中淬炼。战略应竞争而生，竞争乃战略素养得以养成的原动力。激烈的竞争互动迫使竞争者必须在充满危险性、劳累性、不确实性和偶然性的战场上超越平庸，必须在智力、体力和情感上注入强大力量，否则接踵而来的就是失败。面对顽强、狡诈并充满干劲的对手，非棋高一着不能出奇、非更胜一筹不能制胜，这就要求战略家们主动推陈出新，增益其所不能，战略素养也由此练就。同时，竞争实践是鉴定某种战略思想真理性的最好办法，其所带来的成功和失败能够使战略家们摆脱某种绝对观念的束缚，矫正错误的主观认识，从而变得更加务实灵活。如果说，世上确实存在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提高战略素养的办法，那必然是：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战略素养需要在文化理论中熏陶。“享高年者不服丸散，为大将者不读兵书”是古人对极少数战略天才的赞誉。而纵观整部战略思想史并不难发现，古今中外著名的战略家几乎无不好学。亚历山大一生从无败仗，他珍爱荷马诗歌，在征战中一有闲暇便读书自娱，还在多个城市建立博学园和图书馆。腓特烈大帝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他博学多才，精通多国语言，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甚至音乐诸多方面都有建树。拿破仑在军校学习期间就以“沉默寡言，勤奋好学”而闻名，在其22岁时便掌握了常人40年也未必可以掌握的知识。德国著名战略家毛奇同样以博学多才著称，他的著作之多、文辞之美远胜于专事文事的学者。同样，毛泽东酷爱读书，广收博览，其一生阅读整理的图书就高达10万册。文化理论的最大价值并不是提供现成的方案和死板的教条而是启发智慧，它可以向年轻人提供前人的经验，并使其通过前人的成败而变得睿智。

战略素养需要糅入自身独特天赋。战略素养并不像药剂那样存在一个固定配比，它由战略家们的共性素养和独特天赋所构成。战略家们拥有诸如聪慧、勇气、坚忍、判断力等共同品质，但他们的独特天赋与鲜明个性又将之明显区分开来。史上著名的“汉高祖论三杰”对汉初三位战略家——张良、萧何、韩信进行了评价：“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即张良最突出的战略素养是战略谋划，萧何最突出的战略素养是战略统筹，韩信最突出的战略素养是战略执行。房玄龄、杜如晦是唐太宗手下最为得力的文人战略家，因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处事果断，由此被人称为“房谋杜断”。可见，战略家皆有其个性和专长，战略素养之养成应充分考虑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充分挖掘自身的独特天赋和特长，并将之练就成为战略上的“得意技”，使之在日后的战略行动中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战略素养需要注重智慧理性与精神要素的双重锻造。智慧理性是战略家们的必备素养，但将战略视为一种纯粹理性活动的观念是错误的，刻意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从战略中剥离出去进而抽象出几条空洞的思维原理则贻害更大。试想一下，一位战略家如果没有三分疯狂的气质又怎敢积极涉险、出奇制胜？如果没有足够坚忍的性格，如何应对战场上的千变万化与各种艰难而始终坚决如一？而且，那些所谓的理性之光要想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激发和从容的施展，离不开热烈诚挚的情感以及久经锻炼才能培养出来的沉着；而如果气不盛、胆不大，遇事气先慑、目先逃、心先摇，恐怕也很难担负得起“于百万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重任。战略是一场充满险阻并且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人类活动，它和传统的科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忽略来自现实世界的压力与艰辛，更不能将人类的意志、情感、性格这类流变性很大但对战略而言异常珍贵的精神品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如著名战略家约米尼所言：在战争中，智慧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专凭正确的思想也不一定能赢得会战，也许其他的因素，像勇敢和主动还更为重要。因此，战略素养的养成既要注重智慧理性的要求，也要为精神要素留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