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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助教”制度的积极作用

2019年03月26日09:56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发挥“助教”制度的积极作用

  【知与行】

  最近读了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邢福义先生的《寄父家书》。邢先生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对学术的追求、尊重和敬畏,对家国的热爱和忧愁,令人崇敬。其中,邢先生多次向父亲汇报做“助教”的感想,笔者更是深有感触。

  邢先生1935年出生于海南,1954年秋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两年制中文专修科,1956年夏毕业,因成绩优秀留校做汉语教研室助教。邢先生与其父通信中多次谈及自己对助教工作的认识。我认为这些内容对当前大学的助教制度是有一定启示和警示意义的。现摘录书信几个段落如下:

  父亲:……孩子名义上虽然是助教,但实际上,今后两年之内,并不是“教”,而是“学”,系统地细致地“学”,在“学”到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才能开始“教”。

  ——1956年9月16日

  ……到现在为止,儿一共写成了《动词作定语一定要带“的”字》《动词作状语试探》《关于“一样”“似的”的词性问题》《把“词类”和“字类”区分开是必要的》等文章。 ——1957年1月25日

  ……此学期儿已正式担负了“助教”的工作。工作的内容是这样的:每周上两节“实习课”,每二周做一次答疑。……工作的时候,碰到了不小的困难,最主要的是学生们的轻视,不容易建立起作为一个教师的威信。起初儿也不能冷静地处理这一问题。……现在,经过上了几次课和做了两次答疑,学生们逐渐改变了对儿的态度,那就是说,儿的威信开始建立起来了,第一个难点度过了。

  ——1957年3月23日

  ……自上月二十九日到最近,又正式在本系给二年级的同学讲课。我们现在是采取集中讲授的办法,即在一定时间内专门讲授一门课,天天讲。在高等学校里,助教第一次给本系学生上课叫作“开课”,“开课”是当助教的人的一件大事,一般要当四五年助教才能“开课”。由于有党的领导和关怀,由于自己下了一些苦功,由于有了以前几个月的在外系或外校讲课的锻炼,虽然是第一次在本系讲课,但效果良好。 ——1959年6月9日

  从邢先生写给父亲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知道,20世纪50年代大学里“助教”的基本情况,其目标、任务、要求,甚至考核制度都非常清楚:其一,助教还是“学”,系统细致地学,学专业,学外语;其二,助教主要任务是上实习课和答疑,上实习课就是与学生一道听课,答疑就是陪主讲教师或单独为学生答疑;其三,助教也要进行科研,要求有文章发表;其四,助教需要“助”四五年以后才可以“开课”,就是说,当助教有四到五年的经历后,才可以上讲台讲课,但仍是“助”讲,这离晋升“讲师”做“主讲教师”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制度,从恢复高考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实施。笔者1981年考入邢先生从教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我清楚记得,那时助教制度执行得很好,效果也非常明显。当年,我们1981年级的“当代文学”课,主讲教师是黄济华,助教是程文超。黄济华老师上课时,程文超也与我们一同上实习课,一样认真听课,一样做笔记,课后留下来答疑。“文学概论”课主讲教师是曾祖荫,助教是孙振华。同样的,曾老师上课时,孙振华也与我们一道听课。“古代文学”(唐宋部分)主讲教师是唐玲玲,助教是马承武。马老师那时刚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他此前已在中学任教多年,但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他不当“助教”的理由,他也与我们一同听课、答疑,时间不少于一学年。

  我还记得程文超、孙振华、马承武三位老师当年“开课”的情景。他们“开课”时,中文系系主任陈安湖教授等多位领导、教研室同仁、前辈老师大都分别听了课,课后领导、老师们还同我们交流了意见。正如邢先生在与父书信中所说,“开课”是“助教”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往后你是不是可以正式上讲台,必须认真准备认真对待。程文超、孙振华、马承武老师,后来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都成了名教授,我认为这与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实打实地做了多年助教有关。

  不知从何时起,高校“助教”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名存实亡。比如,现在很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规定:本科毕业工作五年、硕士毕业两三年、博士毕业后,就可以参评讲师。这样规定,明显将学位、学历过程等同了“助教”过程,更谈不上还有“开课”环节。目前重点大学形式上多多少少还在强调“助教”过程,还有些许相关制度,可快速发展起来的民办高校,因为师资奇缺,哪里顾得上“助教”过程,往往是研究生一毕业,甚至本科生一毕业就直接上了讲台,如果自己专业思想、专业知识都还没有搞清楚,就什么课都敢上,真不知道上这课怎么讲,过去的好传统说丢就丢了,这样子,本科教学质量很难上去。

  当然,也有人认为,现在重点大学规模大了,学生多了,师资跟不上,实施研究生助教制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所谓研究生助教制度,即是让研究生跟导师见习,参与导师科研,为本科生答疑。他们认为,这既可缓解教师不足的问题,也可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但笔者认为,这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因此作为削弱甚至是取代初入大学教师职业之门者的“助教”过程。这是由大学这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和大学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决定的。

  大学肩负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理论创新、文化传承等功能,而这些功能恰恰需要学科、学术和教学的“代际”关系来实现。简单地说,它需要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如此循环,将相关学术思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法一代一代传承、创新和发展起来。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学脉学派的诞生和延续,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优秀的成果。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如中国哲学的“宋明理学”、语言学的“章黄学派”就是由这样的师承关系发展起来的光辉思想和伟大成就。它如同艺术创作上风格流派的形成,与传统制造业师徒相承道理是一样的。再者,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除了自己的悟性外,同样需要师傅的指点,同样需要几年时间的磨砺。一堂课的时间里,要把计划好的知识和思想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享受中接受,真得下几年苦功夫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名师”是“助教”阶段“逼”出来的。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大学教师起点高,基本上是博士,可以不要“助教”过程。但实际上,“博士”过程是不可替代真正意义上的“助教”过程的。正如邢先生在家信中所讲,助教必须要四五年的见习、答疑、开课过程,而博士培养可能有学术科研方面的要求,但缺少系统的教学要求和训练。

  有人说,以后“人工智能”还会端掉教师的饭碗,教授都不存在了,还要什么“助教”?笔者认为,机器再怎么先进智能,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人,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与人的交流,是人所独有的,教师作为独特的育人的职业,是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够胜任的。

  笔者诚心希望:中国大学能够继续坚持和发展“助教”制度。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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