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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下之大德做原创之学问

王学典

2019年03月13日08:15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明天下之大德做原创之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德”乃学术之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和“至善”是“明德”最基本的要求。自古以来,历代硕彦鸿儒所做的工作,都可从根本上归结为明德。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明德,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追求的“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也是明德。

  在这方面,古今中外许多先贤大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司马迁15年著《史记》,班固20余年写《汉书》,玄奘17载成《大唐西域记》,司马光19年编《资治通鉴》,顾炎武20年撰《日知录》……他们留下的文化瑰宝无一不是经年累月的呕心沥血之作。

  更让我们高山仰止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术精神。《资本论》这部耗费了马克思毕生精力的科学巨著,在其生前只出版了第1卷。马克思去世后,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草稿,恩格斯无私地承担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任务,《资本论》第2卷1885年出版,第3卷1894年才得以问世。用列宁的话说,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资本论》第1至第3卷的创作和出版,历时半个多世纪。

  青年马克思的一段话也许能表达明德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遵循着先贤的榜样,当代的中国学人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一崇高使命。而要担当起建设中华文化的大任,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只有践行这一要求,我们才能履行学者的天职,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中有所作为。

  “明德”,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明德引领风尚的明确要求。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首先要反映现实、观照现实。中国学术有着悠久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有理想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不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国治民安上下求索。“以天下为己任”几乎是历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顾炎武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就是要读书人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学问,修炼“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让学术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到火热的现实中来,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只有与时代同行的学术,才能够深刻地改变历史,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学术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只有通过“脐带”与这个时代连接起来,中国学术才能够健康成长。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只有植根于这个时代,我们才有可能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坚持并奉行正确的价值准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一定要把握正确的价值方向。从根本上说,学术不仅关乎知识的发现和生产,更关乎道德和信仰。像社会正义、基本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等,都是应当肯定和维护的;而诸如暴行、仇恨、屠杀、侵略等,则必须予以谴责。

  总之,在任何时候,学者都不应该回避、掩盖自己的价值倾向。“善善恶恶”、是非褒贬应当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属性。这种属性不能放弃,也不应弱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朝正确方向前进,是今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原创之学问源于“明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拓“明德”之路指明了方向。

  中国历史从起点上就走了一条与西方发展不同的道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是一条世界上从未有人走过的新路。要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中国学术就必须进行深刻转型,创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学术应该摆脱作为西方学术投影的存在形态,踏上一条艰苦的原创之旅。对学术界而言,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事业,这也应是学术文化界所立之大德。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中国道路的特征是什么?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概念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这就是要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而要成功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中国学者必须具备大抱负、大境界、大追求、大关怀、大视野和大动力。

   (作者:王学典,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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