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处分”莫陷教条主义

村民小组长按村支书要求办事，在村支书因此事受处分后，上级原本计划对小组长诫勉谈话，然而考虑到处分指标没完成，最终给了警告处分；一个审批事项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分管副局长和局长都有呈批签字，雇员只是把事项录入系统，不巧审批出了问题，追责时为了凑数，那就把雇员也算上……（11月21日 人民日报）

考核是“指挥棒”，颇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性、有效性、务实性。而处分则是“校准仪”，代表着一种行为尺度，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加勉。可以说，不论是考核工作成效，还是处分问题干部，都为工作开展、事业推进提供了积极推力。但若将两者合而为一，盲目地用考核加大处分力度则难免变了味，毕竟考核往往与绩效挂钩，一旦为了完成指标而加大处分力度，很容易与严管厚爱的初衷相背离。

处分、问责，就是要帮助党员干部规范言行举止、强化纪律作风，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工作更好地开展，让同志们更规范、更合理、更有效、更积极地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改革发展。但若以考核指标泛化处分、问责数量，则很容易小题大做、上纲上线，让责任被无限放大、过失被持续发酵。看似处分指标完成了，却在无形之中让干部寒了心，陷入人人自危的怪圈，进而导致干事业缩手缩脚、说句话思前想后。的确，谁又希望处分、问责落到自己头上呢！于是乎，在“做多错多”面前，宁可不做；在“亲”“清”关系面前，取“清”去“亲”。

就考核“处分”而言，若是关注处分的精准度、处分的高质量，则很有前瞻性和借鉴意义，让“有权就有责、失责必追究”成为常态，也能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干事创业氛围。倘若考核的焦点过多关注在数量指标上，就成了另类的“运动式”推进工作，只看到问责处分的数量，却视同志们的艰辛努力与付出而不闻不问。这也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惜动起了认真工作同志的主意，活脱脱的“挑软柿子捏”。其实，处分与问责终究只是手段，绝非目的，一旦为其套上考核“枷锁”，难免会催生有失公允的现象，失去了公平、客观、合理、科学等属性的处分与问责，意义何在？

当然，症结在下面，病因却在上头。一个地方风气好不好、绩效优不优，绝不是看处分、问责了多少干部，更不能武断地认为“零处分”“零问责”就是地方的失职，而是应当多听听群众的中肯评价、多看看人民的生活质量、多比比地方的发展成效。考核指标的制定，同样也是门“守正出新”的大学问，只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才能坚守考核的初衷，不断为考核的导向校正、纠偏。“严是爱，松是害，盲目处分有危害！”各级党组织在处分与问责当前，更需审慎对待、理性为之，既不能为了处分而处分，走上“盲目处分”的教条主义，也不能任性设定考核指标，把处分问责成效简单“降维”成数量多寡；既要充分发挥处分的威慑力，更好服务发展大局，也要全面保护干部担当作为的主观能动性，让实干者得实惠，失误者能容错，无过者绝不被处分、问责。

考核“处分”切莫陷入教条主义。只有免除后顾之忧，营造创新争先、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广大干部才能真正放下思想包袱、消除心头顾虑，心无旁骛谋发展、步履坚定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