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话语权在外移中扭曲

西方史家多以其现代史学为具有所谓“普世价值”的学问，亦自以为彼所研究的中国史也优胜于中国学者，而不少中国学者也往往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凡西洋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之书，不论优劣都受重视，乐于翻译引进。洋人研究中国历史或有身不在庐山的优势，但若凭其文化的偏见、理论的偏执以及双重标准而放言高论，岂能盲从？例如名重一时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著书立说，论明代张岱，却不能卒读张氏文，谬误百出，而海峡两岸竞出译本，洛阳纸贵。甚至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年轻学者裴士锋妄指湖南人不是中国人，而此谬论也有人急于译成中文。

所谓“清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其说乃是战前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的翻版

近年所谓“新清史”的流行，尤令人关注。其说直指大清非中国，华语世界竟有不少学者也认为应该虚心向外人学习这种论调，且有觉其新颖而从风者，甚至还认为是了不起的新发现，无不显示人文自主性或历史解释权之丧失。吾人须知所谓“新清史”，实欲以后现代解构理论，颠覆大清为中国朝代的旧清史。以彼所见，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而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没有料到，“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居然自承是“跟随冈田英弘教授学习”，在其书里也提到了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多大。启发欧立德的冈田英弘，就是《从蒙古到大清》一书的作者，他不认为元、清是中国的朝代，所以中国不应承继元、清的疆域。他说忽必烈建立蒙古帝国一部分的元朝，元顺帝败退蒙古后，元朝并未亡国而是进入北元时代。大清建国之初便继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领土。简言之，大清所继承的是蒙古而非明朝。这就是冈田之书的核心论点，而“新清史”论者显然认同此一核心论点。其用心就是要质疑中国的疆土，还看不明白吗？

“新清史”论点的主要依据何在

“新清史”论者必须要质疑“汉化说”，因“汉化”涉及清朝的本质。柯娇燕拒绝汉化之说最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哈佛中国史教授包弼德也认为“汉化”用词不妥，建议以“文明化”来替代“汉化”。然而所谓“文明化”之“文明”非即“汉文明”乎？然则，所谓“文明化”岂不就是“汉化”的代名词，又何必多此一举？

大清盛世号称“中国风”，但欧立德欲以“满洲风”代之，认为“汉化”淡化了征服王朝在历史上的角色，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然而族群界限却愈来愈严，所以必须要去除“汉化”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他批评汉化论者忽视了基于相同背景而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承担本族共同命运的族群意识与我族认同。此即欧立德所谓的“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认为其重要性超过儒教的正当性。他说满族靠“军事”与“威吓”以少数统治多数，意在划清满族征服者与汉族被征服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使之壁垒分明，以便说明权力完全掌控于满人之手，与中国无关。如果“族性主权”可通，美国的黑人也拥有国家主权吗？其实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不同族群只认同一个国家的主权，中、美以及其他多民族国家皆如此。

清帝不是中国的皇帝吗

欧氏以及许多欧美人坚持说，汉人才是中国人，因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欧立德才会说：乾隆是“非中国人的中国统治者”（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但是清帝自称是中国的皇帝，不仅崇儒，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清朝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教化的朝代。中国台湾学者甘德星曾用四份康熙遗诏，驳斥“清帝不是中国皇帝”的说法。他说遗诏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显示了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而作“皇帝”，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更不必说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所以，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而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欧立德有一大哉问：“如果满洲人如此认为是中国人，雍正皇帝何必要花时间发表《大义觉迷录》，来昭告每一个人？”欧氏显然误读了雍正皇帝的意思，雍正的用意有二：一是极力驳斥他失德的谣言(取皇位不当，流言来自他的兄弟)，因有德者即合法，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二是强调夷夏一家，论证满清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明言华夷之别犹如籍贯之不同。至于谁主天下，有德者即有其位，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雍正如此明白说要“为天下君”，就是要做合法的中国皇帝，如果不认同中国又从何说起呢？

无论满、汉，族群认同并不影响国家认同

欧立德强调八旗制度，说是“为维持满洲的族性认同，以及持续大清统治扮演了充满生命力的角色”，以彰显满族国家的特性，并掩盖中华帝制的属性。其图谋势必会碰到史实的铁板，早在1936年孟森已发表有关八旗制度的长篇大论，文中一再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之八旗制度，以八旗平列，为其所定的国体，全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所以八旗可以说是像联邦制的“联旗制”，而各旗之属人除女真族之外，也包括蒙古族、汉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并不是欧立德所谓的“族群认同”，而是认同旗主，是一种君臣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满清入关称帝后，这种封建国体无法适应大一统的帝国。清帝为了君临天下，创宇内一统的局面，不得不破八旗原有的立国精神，因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与推选之制实在有碍皇帝之至尊。

对清帝而言，除仰慕汉文化之外，汉化更有实际的政治需要。欧立德视而不见，强以为直到20世纪八旗始终是“纯正的制度”，更亟言八旗与满洲族性与认同的关系，居然想要否定后现代极端理论都不敢拒绝的基本史实。事实上，无论满、汉，所认同者非其族群，乃大清皇帝及其所承袭的中华帝国，国号曰清，所以族群认同并不影响国家认同。大清向西扩张也是靠大一统国家的实力，大清国的根本在中原，国都在北京。

乾隆毫不含糊将其本朝(清朝)视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

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自称“春秋者，天子之事”，推崇中华正统的《通鉴纲目》，并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全书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览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乾隆毫不含糊将其本朝(清朝)视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

乾隆时代编撰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不仅将未入关的始祖努尔哈赤冠以中国皇帝的庙号，称之为清太祖，而且在实录中并不讳言他曾向大明称臣，以及努尔哈赤曾接受明朝龙虎将军封号的事实。乾隆也曾重修辽金元史，并没有视之为征服朝代或外来政权。所谓重修，“在改正人、地、职官、氏族等音译，而不改动文字”。最主要的，重修后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也就是说，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即乾隆所谓的“海寓同文”，满清一朝又何曾自外于中国？

中外学者如不明就里，不读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说，赞美其主张利用满文资料，殊不知清史专家早已用之；欣赏其中亚视角，殊不知其意在以边疆为中心，否认大清是中国的朝代；以汉化为老故事而不愿谈，殊不知正中其凸显所谓“族群主权”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论点，貌似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其实际意图则为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国际汉学》第15期《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