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与德国国会大厦的记忆传承功能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不断拓展历史研究视野。德国古埃及学教授扬·阿斯曼和英国文学教授阿莱达·阿斯曼结合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诺拉的记忆场所理论,先后发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1992)和《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1999),将记忆按传承方式和媒介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指出前者凭借实际经历和人与人的直接交流得到传承,通常最多三至四代约80年;后者凭借文化载体可将记忆指向遥远的过去,并代代相传不受时间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历时性时间轴。文化记忆通过将人的回忆固定在某一文本、艺术作品、电影、仪式、纪念日或纪念碑、博物馆、建筑物或某一特定记忆场所,不仅可强化回忆,还能超越个人和时代,赋予象征性、功能性和现实意义。凭借特定符号系统,记忆可随时被激活、重新建构和诠释,过往历史在集体层面得到扩展,并与民族身份联系起来。

依据文化记忆理论,通常一个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上为个体回忆和记忆创造共同的社会基础,但集体记忆并非是所有个体记忆的综合,而是体现个体记忆中具有普遍效用的意志和愿望,通过不同媒介有选择地加以抽象呈现,从而促使这些记忆具有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将记忆传承与文化媒介相结合,大大推动了德国反思历史“记忆文化”建构及欧洲乃至全球“记忆热”的掀起。

承上启下的历史记忆场所

1990年两德和平统一后,随着柏林重新成为国家首都,始建于19世纪末第二帝国鼎盛时期的国会大厦再度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活动中心。这座集古典主义、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于一体的建筑,是德国饱经战争风雨的重要见证者。一战末,社民党议会主席谢德曼在国会大厦西阳台,宣告首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33年初,希特勒假借“国会纵火案”打击反对派人士,废弃议会制,施行独裁专制。二战爆发后,国会大厦成为纳粹军事指挥部基地。1945年4月30日,苏军将鲜艳战旗插上国会大厦,宣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战后德国遭受分裂,位于冷战前沿西柏林一侧的国会大厦长期成为争议焦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议会曾在此举行联邦总统的选举,并举办“德国历史问答展”。同时,德国从最初由外向内的“纽伦堡审判”“反纳粹化”“反军事化”“民主化”“再教育”运动,到联邦德国创建后由上自下的“克服过去”、努力融入西方民主社会,“68学生运动”后掀起自下而上的“清算过去”大思潮,至两德统一后形成一种独特的“记忆文化”,在民主制度、价值观、物质文化和公民行为层面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历史反思。在此基础上,国会大厦在统一后的德国再度成为政府所在地后所肩负的承上启下作用更加得到凸显。1994—1999年,英国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对大厦进行重新规划和修缮。在二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6月24日至7月5日间,美国行为艺术家克里斯多夫妇将这座大厦用银白色材料包裹长达两周,为大厦重启奠定了基础。伴随联邦议会搬入新修缮的国会大厦,其穹形圆顶成为了柏林新标志。

建筑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结构规划和建材选用等折射设计理念。联邦议会重启国会大厦的同时,也拓展建造功能性办公建筑群体:国会大厦北侧的“保尔·吕博之家”既是议员办公大楼,也是议会专业委员会会址,以薄而高耸的混凝土结构为特点,彰显现代主义风格,向西与总理府对峙相望并延续为一体,向东与施普雷河畔另一侧议会图书馆等咨询服务机构所在地的“玛丽-伊丽莎白-吕德尔斯之家”通过栈桥相连。新议会大楼群与总理府东西横向构成一个整体,打破了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以南北纵向为轴构建“世界都市日尔曼尼亚”的建筑规划。

促进未来和平发展的核心教育基地

目前,东西德差距依然存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带来新的冲击,极右翼势力再度抬头,排外情绪复燃。在新形势下,德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开始转向引导民众深刻反思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罪责”,启发年轻一代主动探究纳粹历史发生的根源,加强对以犹太人为核心的纳粹受难者的同情与关注。历史教育也从学校和集中营延伸至现实政治场所,国会大厦成为公民历史教育的核心基地。

众所周知,国家纪念日肩负着传递和推广国家记忆及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使命。随着纳粹浩劫见证者的逐渐逝去,联邦议会高度重视纪念日的作用,每年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纪念日活动,无论是5月8日的德国战败日,还是1月27日纳粹受迫害者纪念日,抑或11月中旬针对为国捐躯将士的国殇日,联邦议会均邀请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国内外政界代表及幸存的历史见证者等与联邦议员一起在国会大厦议会大厅直接交流,并通过电台实况转播,共同反思历史,展望和平未来。

亲历过战争残酷的德国艺术大师约瑟夫·博伊斯曾说过:“艺术是唯一的进化的力量。”为了防范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复燃给国家带来危害,联邦议会重启国会大厦后,尤其重视利用艺术作品的独特文化记忆功能。诸如委托观念艺术家汉斯·哈克在大厦北侧天井用霓虹灯拼写出“为民众”字语,来与一战期间国会大厦入口上方镶刻的“为德意志人民”相对应,警示议员应为所有在德国生活的公民服务;在专供议员使用的祈祷室中,委托装置艺术家昆特·约克用钉子制成反映生死循环的艺术作品,提醒议员不管宗教信仰,人人平等,倡导包容与合作;在议会大厅正对面可俯瞰总理府、供议员与民众交流的“游说厅”,悬挂上用黄红黑国旗三色描绘国会大厦昔日惨遭火烧时的大型油画“毁灭与再生”,并通过融入人体脊椎X光像,以及在画作下方的三个木质支架上分别展示纳粹时期帝国议员、遭迫害和迫害致死的议员名册,提醒人们应坚持理念和良心,不屈服于权势,捍卫自由和公正。

柏林国会大厦重新修缮启用后,成为现今德国最高宪政机构的核心政治活动场所和历史教育基地,肩负着为人们在新时期不忘历史惨痛教训,捍卫和弘扬民主政治,促进德国乃至全球可持续和平发展的多元化记忆功能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德国联邦议会与记忆文化建构研究(1990—2015)”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