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宽严智慧

宽与严，对立统一，极富中国智慧。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应时局、察时变，于治国的大道中精微地拿捏着宽与严之间的平衡。得当者，化于成功经验，于今日仍能启迪世人。失当者，亦有深刻教训，当下看来仍发人深省。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宽与严恰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视角，帮助我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透过历史的纷繁汲取传统智慧的滋养。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宽严智慧有充分体现。

一是宽严要审势。孟子曾经引用过齐国的一句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势是事物潜在的发展倾向，必须认真审视乃至影响它，以使其朝着有利于我的趋势发展。《孙子兵法》用激流来比喻势，当其盛大时，可以挟砾石以俱下，它又好比张开的巨弩，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因此对势必须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仍然讲因势而变、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成功经验被后人总结为：“能攻心则反侧自销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成功治蜀的奥妙就在于先审势后宽严。政策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甚至可能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大事。政策执行的标准是宽还是严，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依据具体的情势反复权衡。换句话说，政策决策的前提是审势，要根据情势的变化，实行相应的宽严政策偏好。如果不审势就草率决策，无论是宽还是严都会导致失误。

二是宽严须平衡。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人历来讲求平衡、中庸、和谐。在政策执行问题上也是如此，注重宽严的平衡。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对待政策的宽严问题上大致有两种主张。宽是儒家和道家治国之道的总体特征。儒家讲“仁政”，讲“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讲“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法家治国之道的总体特征是严，法家讲“霸道”，人民甚至用严刑峻法来指代法家思想。从表面上看，历代统治者青睐以宽松为主要特征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大体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流。以严为特征的法家思想似乎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实际上，历代的统治者并不排斥法家思想，毛泽东同志“百代犹行秦法政”诗句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儒表法里的深刻洞见。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汉宣帝提出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主张宽的王道和严的霸道两者兼容并蓄、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是一种主张宽严相济、宽严平衡的治国之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种宽严相济、宽严平衡、宽严互补、“霸王道相杂”的“汉家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实际上才是后来统治者实际遵循的有效治国之术。

其次，在古代中国，决策任务执行过程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宽严智慧，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军队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是执行纪律必须严。严格执行纪律是科层制系统的基本要求。纪律是刚性的约束，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任何科层组织的决策都不会实现其预期目的。以军队为例，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按照科层制的组织编制进行管理和活动的，对纪律有着严格的要求。马克思·韦伯认为，纪律是军事的产物。纪律作为实战的基础是种种体制的母体。科层制是建立在纪律基础上的机制，就是说能够按照有利于整体所谋求的目的，严格地控制每一个行动的特性及其与其他行动的关系，使每一个人的种种行动符合于一个复杂的模式。纪律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使每个人恰如其时、恰如其地、恰如其分的行事。恩格斯曾经引用过拿破仑的论述：骑术不精但有纪律，善于配合协同作战的法国骑兵，与骑术精良、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配合和协同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之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可以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马木留克兵与一百个法国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认为，古代世界有两个地区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其一是古希腊，另一个就是古代中国。在古代中国，按照《周礼》记载，周代的军队编制是，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孙子兵法》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概括为“五事七计”，“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其中的法，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其中的将，指的是指挥者的素质，包括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

“吴宫教战”是体现从严执纪重要性的著名典故。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从严治军的范例。诸葛亮为了维护军纪不惜挥泪斩马谡。岳飞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令金军闻风丧胆，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戚继光的戚家军也以军纪严明著称。汉代抗击匈奴的飞将军李广是一个很有名的将领，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得志，终其一生没有获得封侯的荣耀。李广曾经四次出击匈奴，两次因迷失道路无功而返，一次遇到匈奴主力全军覆没，另一次因与主力配合不力而被匈奴围困，在友军的相助下脱险。史书中记载，李广的军队遇到困境时往往惊慌失措，全靠李广个人的勇气鼓舞全军士气。如此不重视纪律，单靠个人魅力管理军队，“李广难封”也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二是执行纪律范围应该有边界。纪律必须严格执行，但同样要避免泛化、滥用的倾向，从而导致执行纪律的范围无限度扩张。与此同时某一领域的“严”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在其他领域。军队要严格执行纪律，但并不意味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按照执行纪律那样严格要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体现了宽与严的辩证法。除去军事斗争和军事训练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允许宽一点、轻松一点、活泼一点。《孙子兵法》上说：“视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士卒如爱子，则可与之俱死。”在军队日常生活中，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将帅面对战火硝烟的洗礼，养成刚毅的性格，但也不能总是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