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书院制度适于传承中华文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书院自有其特有之精神，一旦丧失自由讲学之精神而沦落为功名利禄之学，则书院名存实亡，反而会戕贼人才。对此，南宋大儒朱子早就有过明示：

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

书院教育是超越于科举应试的，但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才来执行、来光大。这一点，1949年由国史大家钱穆先生在香港创立的新亚书院的《学规》中有鲜明展示：

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传授各门课程的。

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宋代书院的设立，正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连续性是其缺点，而以人物为中心、有大贤之人则有高品质书院，不会因为被体制化而僵硬，民间社会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革新与进步的主动力，这是其优点。现代大学只看得到课程而看不到课程背后的师长，学生头脑也被死的学分纠缠得支离破碎，师长的品格成了不受重视的私德，人被学术异化，这是大学的流弊。

与朱子并成为“东南三贤”的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这正是书院真精神所在。“唐宋以来一千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书院，其主要功用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这是前贤往哲筚路蓝缕探索出来的、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书院，在开创儒家学派、挺立民族脊梁、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民族元气以及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振兴书院精神、借鉴书院制度更是刻不容缓，对此，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研究指出：

实践证明，借鉴书院制度对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有着特别明显的效果。何以会如此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的体制有着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相适应的三个“打成一片”：把现代学校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三个“打成一片”的论断颇为中肯。“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就是师生亲密的“从游”关系，“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则正是儒家仁智合一、知行合一的伟大传统。对此，楼宇烈先生有精准的概括：

中国传统书院的根本精神，我以为就是教之以“为人之道，为学之方”，这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宗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礼记?学记》中明确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为立国之本，“立国之本”的根本之处并不是简单地教授知识，而是教之以“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

方者，术也，“道”为本，“术”为用，《中庸》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

如何让书院精神“活起来”？楼宇烈先生作为七宝阁书院名誉院长，给书院题过四句话，将“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做了精炼的概括：

教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

在接受时任《小学语文?国学》编辑部主任张素闻女史的采访时，楼宇烈先生对这16个字做了阐释：

培养孩子关爱自己、关爱他人的能力，有些孩子不知道自爱。作为家长，首先要给孩子爱，又要让孩子懂得爱人，开发他的情商，而不仅是开发他的智商。只有懂得爱人的孩子，才会为了他人而努力学习，学习的动力来源于他对世人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要把关爱他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就讲到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些都是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得什么样的场合该如何言行举止。

开拓孩子们广泛的兴趣，包括求知欲，这个兴趣即便只有五分钟热度，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广阔的兴趣，广阔的探索精神。

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能力，多让孩子们动手，包括叠纸、雕刻、女孩子学学插花，都很好。

“为人”与“为学”并行不悖，且以“为人”为统领，这16个字不仅对蒙学有指导意义，对大学教育一样有指导意义。《新亚学规》也指出：“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先成人，再成家，这正是“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体现。

集天地正气，砥砺涵养尊德性

读古今文章，切磋琢磨道问学

这是楼宇烈先生为敬德书院至圣堂题写的楹联，“为人之道”与“为学之方”二者皆涵容于其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记者。清华大学学生教育扶贫公益协会校友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行国学社学术导师。）

（此文刊载于《博览群书》2015年第8期封面，文章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