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以重建经学的实际行动纪念饶公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一响亮的口号，已经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的文化人，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庸》有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我们应当善于继承往圣先贤的学问，弘扬光大往圣先贤的道德文章。对于饶宗颐先生来说，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2013年7月5日，《人民日报》评论版刊发饶公署名文章《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文中指出：“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在饶公看来，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

推动文化的复兴，我辈的使命是什么呢？饶公以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经学时代几乎贯彻了汉代以后的整部历史，但“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看待。经学这一震铄古今的名号，已经从中华大地主流话语中消失了一百年。为何如此重视经学？饶公认为，经书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饶公还着重指出，建立新经学，应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自然应当时常回看走过的路，这是我们前行的支柱力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处于一个全球村的网络时代，还要比较别人的路。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古典的重新发掘与认识。欧洲人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对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西传，出现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西方的文艺复兴重要的参照系。

如今，我们也需要来一场文艺复兴——胡适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难说是真正的文艺复兴，那只是一个文化争鸣期。一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在东土大范围传播，甚至在思想层面一度压倒了中华本土的儒道两家。但是，到了唐代，以禅宗高僧为代表的中华士人，将彼时的西学即佛学成功地转向、融入东土文化主流。到了宋代，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中华士人，在充分吸收借鉴佛学的基础上，构建了崭新的儒学形态——道学或者理学，将旁落了一千年的文化话语权重新夺回中土士人手中。

朱子在划时代的文献《大学章句序》中说：“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饶公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给予继承，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点滴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汉唐科举考试以五经为中心，宋人扭转乾坤，四书后来居上，元代以降至清末，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中心。一百年的文化断层如何续接？呼唤新时代的范文正公、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呼唤一大批拥有高度情怀的当代文化人以重建经学的实际行动纪念饶公，完成饶公的未竟之志。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记者。清华大学学生教育扶贫公益协会校友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行国学社学术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