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带头说真话

隋唐政治家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裴矩在隋炀帝时惯于阿谀奉承，到了唐太宗时，却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同一个人，之所以有不同的为官哲学，其中的区别就在于领导的风格，一个“恶闻其过”，不喜欢听诤言真话；一个则“乐闻其过”，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领导干部喜欢奉承的话、溜须拍马的假话，自然就会在身边聚集阿谀奉承的下属，滋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工作作风。反之，如果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更加务实，能从善意的批评中反躬自省，自觉接受下属的反对甚至批评的意见，借以矫正工作偏差，就能以上率下，带动下级讲实话、做实事、谋实功，推动事业真正的进步与发展。

隋炀帝将一个冉冉升起的王朝带至终结，而唐太宗却开辟了贞观之治的煌煌盛世，在历史的天空绽放了璀璨的光彩。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但裴矩的故事背后折射的“真假话问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领导干部思考与借鉴。

是否说真话，对个人的影响或许较小，但对领导干部而言，却影响深远。领导干部是否坚持说真话，很大程度代表着是不是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代表着一个部门或地区的工作风气是否求真务实、干事氛围是否良性健康，也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能否巩固与发展。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隋炀帝好大喜功的领导风格，催生了裴矩溜须拍马的为官哲学；而唐太宗闻过则喜的领导风格，则带动了裴矩忠直敢谏的工作作风。二者的区别充分说明，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手里。领导干部只有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愿意听真话、鼓励讲真话、带头说真话，才能听到真话、掌握真情、谋求实效。

对待真话的态度，折射的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推动进步与发展，固然需要领导干部的火车头作用，但也不能欠缺集体的建言献策与下级的孜孜以求，不能欠缺领导与下级之间真话的交流、真情的碰撞、思维的互补。领导干部需要在那些批评的、反对的真话中，弥补思虑的片面或者不足，避免工作的冒进抑或失误，确保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

坚持求真务实，除了领导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外，还要探索并建立鼓励说真话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注重实绩、突出实干的用人导向更加旗帜鲜明，为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干部撑腰、兜底，继而让讲真话、进诤言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