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启示

核心提示

●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因此对人的解放也必然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在现实生活中具体体现为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种共同财富就是对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解放

●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当资本主义的调节达到极限而再也无法进行，也就是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时，资本主义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对世情、国情、党情，要有正确的把握，懂得如何确定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按照历史方位提出现阶段的治国方略，以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一个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地位，是对于当前金融剥削的革命，也是中国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必然选择

●切实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不同于其他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抽象的批判，《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开篇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既非源于道德上“应然”状态的追求，也不是传统哲学的 “抽象规定”，而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扩张造就的现实运动的产物，是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现实批判地反思的产物。为此，《宣言》 全面揭示了在大工业基础上造就的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内在矛盾，科学阐释了在资本批判的视角上讨论“人的解放”的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超越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创建这一伟大理论。总的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本体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三位一体”。这里的本体论是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即“解放何以可能”；作为《宣言》的理论基础，其方法论意义是在理解人与世界真实关系的基础上，确立解放的客观途径。

在《宣言》中，区别于传统西方哲学，马恩指出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不可能是抽象观念的和解和统一，而恰恰在于要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把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理论求索，并把自己的本体论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从而为《宣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种“人的解放何以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与马克思的世界观相辅相成。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观革命从属于世界观革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既将外在世界理解为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又将其理解为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解放诉诸于对这一世界的感性改造。

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因此对人的解放也必然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在现实生活中具体体现为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现实的个人，“我们要开始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所谓“现实的个人”就是在直接生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生产活动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他们的自由解放意味着对那些制约个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进行革命，即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现存的生存方式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它诞生于现实解放的历程之中，突破了之前生产方式对人的束缚，因此也有自身的历史合理性，“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和现存的生产力是全面的，而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把它们变成这些个人生活的自由活动。”

《宣言》对于社会演进的分析

19世纪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是《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触及工人运动的本质即阶级斗争，因此也只有它才能为共产主义运动指明方向。

《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性分析。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宣言》对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一方面，他不像其他共产主义思想家那样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对以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直观客体，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结果，它自身就是人的历史性解放的阶段性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本质是人类不断寻求自我解放，这种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解放，而人的现实生活的解放首要的是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解放，思想解放则是这一解放的内在环节，它最终要以对现实生活自身的解放为标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一个不断由新的东西否定旧的东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积淀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种共同财富就是对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解放，“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首先，资本主义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其次，资本主义促进了思想解放。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巨大变革，它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君主独裁专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代替了封建社会的官僚等级的主从思想：洛克率先提出了“天赋人权”，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得侵犯，这对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无疑是击中要害的抨击。卢梭继而又增加了人民是国家和政府的主人的新内容，即“主权在民”的思想。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思想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政治、思想意识上的反映。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之后，便把自由、平等的思想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第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促进了世界一体化过程，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到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行业的快速进步，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马车大道发展到铁路，由靠风力漂行的帆船发展到远洋汽轮，五洲四海，四通八达，贸易流转的加快促进了生产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改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宣言》对于“两个必然”的深刻阐释。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作为对象化结果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成为重新限制现实的人的外在障碍，不同于资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对现实的压迫和束缚，在《宣言》中尤其体现为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革命作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目标是创造利润，攫取剩余价值，因此阶级对抗在这一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深刻，其他种类的对抗如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越发成为阶级矛盾的延伸和表现。

具体来说，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精良的机器，生产出丰富多样、物美价廉的商品，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一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靠工人的劳动和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一边是资产者财富的积累，一边是无产者贫困的加深，这是资本主义一般的绝对的规律。由于机器生产的细密分工，工人只能做机器生产某一特定环节的工作，跟随着机器的转动极其简单、机械地操作，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的运转速度加快，工人的劳动程度也就越大，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削的程度就越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简单，唯有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忽略了人的自身价值，而仅仅将其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抹杀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思想、尊严的存在，而简单地用金钱至上的利害关系来取代。资产阶级把人类的信仰、价值观全部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使劳动失去了满足人本身需要的这个重要属性，人的劳动成为奴役自己的对象。生产力的提升成为资产阶级扩大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加快资本积累和加大对工人剥削的重要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用单一追求利益的贸易来替代称之为人的本性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据此，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结局。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深刻思想，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自身的不断调节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二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又是有其局限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当资本主义的调节达到极限而再也无法进行，也就是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时，资本主义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宣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毋庸讳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其统治形态，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与19世纪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出现了诸多差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天然地从其他资本形态独立出来并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其表现是金融资本逐渐侵蚀和挤压职能资本的传统领地，并取得了控制地位。马克思所分析的城市间分工，现在演化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与此相匹配的正是现代金融资本无坚不摧的统治能量。然而，2008开始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虽然金融资本冲破了阻碍资本流动的国家、民族和地域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最高效地组织起资本运动的各个实物环节，更大范围的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依然在起作用，资本逻辑依然是当代社会无法逃脱的噩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回到《宣言》中去，回到“资本批判”和人类解放的原则上去。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执政党必须清楚认知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对世情、国情、党情，要有正确的把握，懂得如何确定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按照历史方位提出现阶段的治国方略，以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一个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正确理解“资本”历史作用。在《宣言》写作的19世纪，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随着资本逻辑的全面展开，使资本作为现代世界创立的普遍原则地位得以确立，现实地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斗争，马克思以科学的论证和极具前瞻性的思考，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人类自由、平等、解放的价值旨向。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加深、范围扩张的背景之下，资本逻辑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更广泛的全体性，例如能源环境危机、道德危机、难民危机等等。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理应也必然能够为这些问题的阐释和解决提供解释的原则和现实的指向。事实上，这已成为各界学者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例如对于难民问题的分析，坚持将政治问题同资本批判的原则结合起来，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反性”联系起来，实现着对马克思理论的当代转化，凸现出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崛起的奇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政策就是给予“资本”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并允许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资本在当今中国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用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作为推动力，给当今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资本已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怎样才能在资本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宣言》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宣言》对资产阶级的高度肯定：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资本自身的肯定。同时，我们更应该清楚，《宣言》对资本的肯定实际上是作为对资本的批判的前提准备，即是对资本作出这种历史肯定的基础上，对资本的本质更加深刻的揭露：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应当说，《宣言》中所揭露的资本的这种本性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尽管可以对资本的种种负面作用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知道，在当今中国要取消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的本性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面前掌握主动权，在利用它的同时驾驭它，并创造条件最后扬弃它。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主动位置。《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当今时代，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农村屈服于城市、农村从属于城市，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发展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伴随着实体工业生产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世界范围内对现代金融资本抽象统治的反抗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随着多个地区正在进行的或隐或显的反抗，现代金融资本这张笼罩着世界的大网这处那处正在出现破裂，而资本主义实体控制力量的向外转移使得它的镇压和补救应接不暇。首先，大宗商品货物开始由以其他货币代替美元进行结算，传统的金融统治秩序正在出现松动。其次，一些工业产品生产国正在谋求本国在世界金融贸易体系中的影响与地位，区别于现代金融资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统治，这些国家根据其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来建立良好信用，国家间对这些货币的使用将是自愿的、有实物兑现保障的。中国所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正参与到世界范围内反抗金融剥削和去美元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地位，是对于当前金融剥削的革命，也是中国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必然选择。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一种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根本表达，相比较资本主义抽象、虚伪的“自由”观，马恩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更深层次地解答了人类发展方向的问题：既要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也要消除“神圣形象”“非神圣形象”对于人的异化统治，“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以人为本，努力创造条件，切实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并始终坚持这一价值目标，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要求我们从当前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不具备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避免将其庸俗化理解，简单地类比其他发达国家。同时，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在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消灭两极分化，将社会财富引流到共同富裕的河床中，积极创造条件，实现更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师、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