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

在《共产党宣言》视域下，社会主义包含着制度安排和价值理想两个维度。不顾及历史条件偏执地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就无法和乌托邦划开界限；过于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制度性作用，不能对现实状况从价值理想的视野予以审视，社会主义就有着沦为物质主义的危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正在于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这里的“通”和“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发展的逻辑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开展“对话”的思想结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立足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视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体认，同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对《共产党宣言》进行全新阐释，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共产党宣言》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进而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社会主义，则是作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存在的。晚年的马克思曾设想，东方社会可以利用自身不同于西欧各国的独特性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无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找到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详细描述和可操作性的建设方案，而仅是“最一般地谈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一词被广泛而持久地使用，但又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了重大而深刻的差异。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正本清源和恰当领会，仍然要回归《共产党宣言》的语境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运思方式。依笔者看来，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理解：

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曾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也说，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为了自身利益培养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却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只有保留了资产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才会成为现实。甚至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我们可能仍不具备迈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职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可见，此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而存在的，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创造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昭示着一种价值理想。如果说共产主义在历史层面的社会形态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那么，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上，共产主义则表征为人对自身异化的扬弃，从而全面丰富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是始终朝向人的现实解放这一价值理想的，因而总是表现为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内在颠覆。相应地，对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而言，它虽然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也应表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接近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由此不难看出，在《共产党宣言》的语境中，“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理想，二者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可以说，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正确处理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扬弃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双重对立，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在探索道路上之所以出现了失误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将上述社会主义彼此结合的两个方面简单、抽象地割裂开来，片面地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制度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遵循的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逻辑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辩证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科学论断。由此，实现共产主义便成为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至高理想。但是，逻辑上的分析和批判仍然是解释世界的“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改造世界的“武器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的批判上，仅仅局限于“教条主义地预料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那些浪漫主义学派就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作为一种“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依靠无产阶级现实的革命运动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从而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正因为此，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有前提的，即历史条件本身的成熟。离开历史本身的诉求，仅凭热情“制造”革命的举动，向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

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组织模式和文化传统也各具特色，不可能通过唯一固定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强调过。早在1881年，荷兰工人领袖斐·多·纽文胡斯就曾写信请教过马克思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是什么？马克思回信说：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在这里，马克思对那种抽象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做法，采取的是一种批判和拒绝的姿态，特别强调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制约作用，因为“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由此不难看出，经验主义不过是教条主义的翻版，同样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

从《共产党宣言》的视域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在于党和国家及时总结和反思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自觉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无疑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存在的。作为制度安排，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具体模式和实现路径，只能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环境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和取舍。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固然是确定的，但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模式以及探索的道路则是可以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紧密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命运、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必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相反，通过外在强求而实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整齐划一，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而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于自身实际开辟社会主义的特色建设之路，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生机和活力的秘密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这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不是期望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模仿和照搬（如是，其他国家同样会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启示其他国家通过相似的进程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价值理想。作为价值理想，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共产党宣言》正是捍卫共产主义的典范之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做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重要论断。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程度地解放了物质生产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此，很多人总在怀疑今日之中国走的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诚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市场经济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的。这种“内生性”也决定了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只能局限于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狭隘视野之中，因而带有自发的性质。而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最终旨归则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对商品经济的超越，最终消灭商品经济。可见，社会主义视野中的商品经济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的，因而是自觉而不是自发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初心”和“运动的未来”，所以才能以一种超越的视野对当前的社会状况进行审视，以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的精神不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之间的辩证统一。唯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没有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理想就会失去现实的历史基础，沦为镜中花、水中月。相反，没有作为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安排就可能会失去目标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社会制度与价值理想内在结合起来。就价值理想而言，党的十九大把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这既体现出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社会制度而言，党的十九大既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强调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的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党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的新调整等合力塑造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不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之处，既在于通过开创性的人民实践实现了对“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的有效突围，也实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态度和经验主义态度的双向扬弃，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王安东、王娜.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4）．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