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外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独立自主”“不结盟”。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以“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中国的对外战略长期以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指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改变了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提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伴随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支持世界革命”变成“为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外交战略的模式也从结盟对抗转变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于1989年5月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先后与英国和葡萄牙达成了协议，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受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的激烈动荡与巨大考验。依据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多极化，主张协调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在十分困难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妥善处理危机事件，维护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根据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改善,更加巩固。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前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从全球来看，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蔓延，经济发展失衡，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从中国来看，国家的综合国力大为加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在安全领域，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哈、吉、塔、越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经济发展领域，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参与国际合作。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国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加深了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理解和信任。

改革开放助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6年，中国GDP超过1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4%，进出口总额达到3.69万亿美元，是世界近130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最快成长的进口市场，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这一系列发展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1]

首先，中国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2012年5月，还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强调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管控分歧，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确保了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建立了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健全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各自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两国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中欧合作过程中，双方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体系，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中国—中东欧“16+1合作”驶入升级加速的快车道。

其次，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国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致力于全面有效执行《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与东盟的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随着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的加强，中国扩大了南亚“朋友圈”。此外，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亚各国都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者和建设者。随着印度、巴基斯坦两个新成员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中国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也迈上了新台阶。

第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根据“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中国出资600亿美元用于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非关系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达到新高度。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创立中拉论坛，通过多种形式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中阿合作进入新阶段。

第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拓展全球治理平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多场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发出了中国声音，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成功打造出多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7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75个。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络。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积极开展，人民政协在世界各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军事外交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维和、护航等正在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新名片。地方交往层面，中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78个城市与五大洲135个国家的513个省和1607个城市建立了2470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启示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不断取得的累累硕果，开创出大国外交的新局面，无不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就是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对外方针政策”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明确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践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对外关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主张，全面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和思想体系，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先进性，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外交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3]外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外交决策大权在中央。当代外交工作日益成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坚持和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绝对领导和统筹规划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党的绝对统一领导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统筹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多个层次，各方有机联动，打出有效的“组合拳”，形成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整体合力，中国外交才能够始终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取得成功。这是中国外交的制度保障和制度优势，必须坚定不移，始终运用和发挥好这个优势。

其次，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的特征。只有正确认识时代的特征，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观大势、谋大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为中国调整国家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些是对中国发展新的国家定位和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4]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任务目标。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间关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将在世界上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面对苏东变局，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5]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就是要在外交中坚持独立自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超越意识形态，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第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过各种各样的预测。基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和权力转型理论的学者，预测中国必然采取抗衡美国的政策，结果是中美必有一战；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市场化的中国必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最终将演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建构主义学者则从观念结构的角度，认为中国的身份受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影响，难以融入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在实践中，中国既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也没有像自由主义预期的那样发生根本的身份转变，而是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6] 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提升贸易竞争力，更不会主动打货币战和贸易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坚持和平发展，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面临新的使命和任务。坚持顶层设计、底线思维、主动谋划、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必将为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2]杨洁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512782.htm.

[3]王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外交开辟新境界》，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9日。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