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里面，无论是五千年中华文明，还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聚焦的都是文化建设的本土特色。同时，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文化传播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了主动自觉的责任担当和话语表达的国际视野。

既内外有别又内外融通，既坚持本土特色又善用国际话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战略。

新时代提出新建设要求

新时代，要求在理论上进行新拓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更加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并在此过程中要讲清楚文化的现代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归位与落实。

新时代，依然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通过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有效应对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切实发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引领作用。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融入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体现价值判断和日常智慧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要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上更加积极作为，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担当，也是一种巨大勇气和智慧。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必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结合起来，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呈现现实形态。

要在本土特色上做文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在本土特色上做出新文章。

第一，深度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融合。

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割地，正式标志中国从“天朝上国”沦为任人宰割的落后国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没能帮助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而是不幸地陷入军阀混战割据格局。在世界经济第三轮长周期的危机和战争阶段，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进入中国，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承担起完成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位一体”的历史使命。

当刚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之时，我们对现代化本身的含义、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动员的价值导向等曾存在肤浅和片面的认识，也走过弯路，有过经验教训。如果说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政治层面上的主动推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有较多批评，那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并且有可能更多地从建设性角度关注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持续产生正面影响。

第二，有效回应和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与道德滑坡的争论、人文精神失落与“躲避崇高”的较量，到劳动价值论的正名、公平效率问题的位移等，我们一直试图解决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和市场经济自身逻辑的矛盾。

事实上，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对市场和资本的利用。但市场经济在极大激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的同时，也存在把一切关系和价值包括道德情怀、职业追求和人际交往等都变成商品，甚至可以用金钱交换的趋势。

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有效回应这种趋势，又如何成功引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仁义理想与有道德的市场经济”“经世致用与富有人情味的契约意识、竞争意识”“中庸之道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等关系处理上，需要下功夫进行深入研究。这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土特色的一个重要环节。

需要看到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实质上从不同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化价值和精神支撑的期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发展方向。文化价值观的本土建构，需要探寻有效回应、成功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应对市场和资本的广泛冲击和负面影响。

第三，融入人民的日常智慧和鲜活实践。

真正适合新时代社会生活实践需要的价值观，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自下而上的选择、认同相结合的产物。

文化价值观建设融入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满意、是否认同。为此，要讲究“说法”和“做法”。很多事情仅仅“做得对”还不一定成功，只有“做得好、做得巧”，才能做到人民心坎里。“做法”正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

融入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意味着要充分考虑主体多样性和差异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求我们眼睛向下，重视调查研究，了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把握沟通艺术，及时反映和肯定人民的合理要求与日常智慧，有效促进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良性互动。只有善于“植根大地”，才能避免理论与实际、导向与群众相脱节，才能使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适应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

告别文化霸权和价值独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关系秩序完善和中国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凝练为一个标识性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它与其他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之间，是相互区别而非相互对抗的关系，是相互兼容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既超越了本土特色，充分尊重文明差异和文化多样性，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国际视野。

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倡导世界各国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关系、文化发展战略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问题提供的总体价值导向。

除了在学理上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次、结构及其形态存在和显现之外，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理念的倡导和践行旨在追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不消极、不缺席，唤醒朋友、共同构建，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立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全人类价值的共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是“中国价值”的输出和推广，而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交往和融合的产物，是多元价值共识的集中呈现，代表和维护着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选择与利益诉求。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理念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世界主义，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与共。这不仅是全球价值观和共同体的变革，而且是全球经济结构与利益调整的客观要求。

人类生活实践正在走向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祸福与共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多元主体的一个层面，倡导告别文化霸权主义和价值独断主义，追求在多元之间寻求和平、和睦、和谐，进而主张与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与本土特色建构的目标和方向一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