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是一种能力

有同事抱怨：“上级领导来调研某项试点工作，只听正面案例和成功经验，对于基层反映的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却置之不理、不闻不问。”这样的工作方式，既违背了试点的初衷，也悖逆了调研的意义。往小里说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祟，往大里说是怕听不同意见、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

众所周知，试点是为了将某个重大规划、某项重点工作放到一定的现实环境当中，去检验其科学性、操作性和正确性，以便修正不足，改进方法，进而为更大范围部署推广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确定的试点城市，就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避免了多走弯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和风险降到了最低。可以说，试点是我们党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重要举措。

试点工作之所以称为试点、之所以要进行试点，就是因为在规划上、设计上尚存在着许多理论上难以预见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去完善。因此，试点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实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改进措施、完善规划、成功破题，则是试点成功的必由之路。屠呦呦是在经历了190次失败的累积之后，才最终提取到了青蒿素。正如马克思说的：“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无论是开展调查研究、搞试点工作，还是组织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都应当既听得进表扬的声音，也听得进批评的话语，既不以称赞声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因批评声而闷闷不乐、怨愤不平，应当时刻谨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讲的：“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辩明是非得失；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信以为真，往往要作出错误的判断”，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认真对照意见建议，回顾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不断完善自我。

陈云同志曾讲：“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1941年夏天，延安清涧县有一农妇的丈夫被雷电击死，引起她的悲伤和不满。因此，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下的地区“官僚横行”，“雷电怎么不把毛泽东击死”等等。这个妇女随即被保卫部门抓起来送到延安，准备审讯后严加惩处。毛泽东在得知情况后，说不能那样做，并找她谈话，了解具体情况。毛泽东认真听完那个农妇的一番诉苦之后，不但没有严惩她，反而派人护送她回家，并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送给她。随后，又立即派人下去调查农妇反映征粮过重的问题，并纠正了过激的做法。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上有不好,下必效焉。”假话犹如香水，有毒但闻起来香；真话好比辣椒，受用但嚼起来辣。而以上这种调研试点工作的方式，只会给基层留下上级爱听光鲜话、不爱听批评话的不良影响，在干部群众中形成只说好听话、不讲真实话的隐患，致使基层一些真实情况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传递上去，导致上级难以做出正确、有效地决策部署，从而贻误发展机遇，甚至贻害党和人民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这种只爱听赞成话，听不得反对意见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丧失忧患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值得警惕。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无论工作学习生活，还是处事接人待物都需要这样的能力，能够让各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作出正确判断，防患于未然，能够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广泛团结关心支持党和人民事业的群众，能够广开言路，博采众长，能够为持续推动中国梦号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汲取智慧、汇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