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这是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连续三年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首要举措。

“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其原义是“为了进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及交易的条件，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所发生的费用。这一概念后来由张五常、威廉姆斯等发扬光大，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于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造成交易困难所致，它包含搜寻信息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成本等。

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叫体制性成本，是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带”，不仅浪费企业的人力和物力，更会贻误企业的市场机遇，已成为当前企业发展的主要困扰。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推进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推行，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明显成效。但不少审批事项只是换了个“马甲”，从明的转成暗的、从上面转到下面、从政府转到与政府有关的中介，审批服务中的各种“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关卡林立，帮助企业降成本的好政策被困在“最后一公里”。

让降成本的好政策不沦为“空头支票”，真正做到为企业“松绑”、给市场“腾位”，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来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的方法和效率。一要通过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消除市场壁垒，评估审批认证年检等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削减掉一些不必要的权力，抹掉一些不必要的审批。二要推动大数据建设，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在集中审批模式基础上，基于统一高效和服务便民的原则，精简、整合、重构审批权力和审批机构，借助“互联网+”和云技术，通过电子政务方式创新，实现审批运行过程的重塑与再造。三要让各项举措落地生根，让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及时有效地将改革“红利”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