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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研究的时代价值

杨正位

2017年12月01日10:5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旗帜鲜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激励着所有共产党人,为这个神圣目标坚韧不拔地奋斗。初步学习体会,可以从“五个维度”加深理解。

一是历史的厚度。报告既有历史性变革、历史性飞跃、历史性突破、历史性会晤等论断,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彪炳史册、壮丽史诗等表述。

二是世界的广度。报告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人类、全球、世界、国际四个词汇出现频率高达106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责任担当,展示了习近平同志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超智慧。

三是国情的深度。报告“一变两不变”的表述,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处处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

四是实践的力度。报告确立的目标,都有很强的操作性措施,开出了具体药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品格。如五大建设都详细列出了具体实施方案。整个报告顶天立地。

五是未来的高度。从毛泽东的“两步走”,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再到习近平的“两个阶段”,这些战略既着眼当下实践,更立足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前瞻性,展现了我们党的宏图大略和远见卓识,展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内涵十分丰富,要学深学透,殊为不易;要落到实处,更需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何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灵活运用,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允执厥中、不偏不倚。中道还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正确运用中道智慧,有助于分析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三大规律,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以及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与中华传统智慧强调把握好度、和合共生等观点,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笔者认为,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适度、有度,要有底线思维,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做好平衡等,这些皆是运用中道思维的体现,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权威人士2015、2016年在《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反复强调要有“度”,要“灵活适度”“适度扩大”等,充满了中道智慧。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

从经济学发展来看,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前者直接风行于课堂与庙堂,后者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开始“中国化”。西方经济学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层面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财富。近40年来,对我国经济转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现象并不罕见,其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现实,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因此,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仍待持续努力。

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着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针对西方经济理论方法上的极端倾向,若以中华文化之中道解之,一些问题便豁然开朗。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我国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较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更多地考虑我国的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应该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之间的“度”是移动的、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是政府失灵、作用过小,中国则是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近40年来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认为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目标是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合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二者的比重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亟待治理。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诞生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形成一个新体制。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各种试点改革、混合所有制等,都体现了渐进式、增量式、混合式特征,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

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思维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方消灭了另一方,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

在经济生活中运用中道思维则有助于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或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或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需要权衡利弊,寻找平衡点。

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得用事实、用真相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常见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现实、真相了解少,甚至罔顾事实,求善不求真。由此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深感实证方法、实事求是之紧迫。

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应当立足社会生活实践、立足经验常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法乎中;否则偏执一端,特别是从概念出发,将危害国家、国民,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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