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判断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因为只有认清了历史方位，才能准确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决定党的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1927年4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不能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应当作革命可争取的力量。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层却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少数人对蒋介石的追随，看成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认为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因而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从而孤立了自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理由是无产阶级有两个祖国，即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首先要保卫的是阶级祖国即苏联，这就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准确的判断，对中国基本国情逐渐有了深刻认识，从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的客观实际出发，向各党各派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倡议，大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同时也大大改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与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一个“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即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生产力水平很低，因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就应该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共八大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强调：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十分遗憾的是，这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并没有坚持下来。随着1957年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由于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失误与失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将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田单干，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严峻，进而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回复到了中共八大所作的正确判断上来，果断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国内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因为正确判断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从而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也必然要求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重新审视。十九大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新判断，表明我们党对自身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史方位的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又关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新的历史方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总依据，这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