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价值内核与构建原则

话语是个人或集体表达自身价值立场、观点及情感的载体，其背后是意识形态。有话语存在的地方，便有意识形态的蛰伏。孤立存在和随意性的话语无法完整和确切表达自身意识形态观点，因而较难对客体产生持续性的意识形态影响。于是，话语体系构建之必要性便成为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主体共识。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话语体系是有共同目的的，反映特定或相似倾向的话语的集合，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开放性的特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内容，以传播中国思想、理论、观点、情感为目的的规范性、开放性、稳定性的话语集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是现成的，需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提炼，需要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扩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成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意义

1.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抓手。后殖民时代，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仍长期以主流姿态存在并影响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并未真正实现其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反而使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本土与西方价值的冲突之中，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主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方话语霸权是不折不扣的禁锢世界人民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去西方化”，而话语体系的“去西方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福山曾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宣扬之价值与模式为人类追求之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模式国家的崛起以及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陷入危机，福山实质上已经抛弃了自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这是西方话语体系走下神坛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曾试图以西方为中心构建话语体系以期更好地融入世界。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开展，我国也逐步认识到所谓西方话语体系自身存在的弊端与背后的意识形态阴谋。只有“先立”，才能“后破”，只有一套行之有效并为人广泛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才能逐步淡化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破除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2.塑造中国形象、表达中国态度的话语支撑。与中国崛起相伴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围绕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及影响，国际社会评价不一。中国的快速崛起，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不安甚至恐惧。这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怀有复杂目的的国家和个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试图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以此阻碍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与相关国家互信关系的达成，进而影响到中国开展工作的难度。中国要避免国际上敌对势力对于国家形象的破坏，就必须掌握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舆论引导能力，对于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及时用中国方式传递中国声音。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可以减轻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模式的质疑与误读，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表达中国态度的话语支撑。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国内舆论界也起到引导作用，使民众认识到国家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发展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话语影响着思维方式，并影响着真理生成的进程及结果。在现代社会，真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科学”，而“科学”生成的过程和结论并不是完全客观与不可怀疑，它往往与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存在“斩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无论一个学者试图怎样客观的描述世界，其所谓“科学”的结果也必定带着阶级与意识形态的烙印。真理永远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这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表现更加明显。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迹象，他们把意识形态渗透同社会科学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宣扬所谓科学经济学、科学政治学和科学法学等形式在全球推广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这种方法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迷惑的假象：他们没有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推广的是科学，而科学都应该是正确的。价值观的推广被裹挟在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并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再生产。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所用的理论、方法、话语“言必西方”，似乎认为西方的科学最客观、最接近真理。实际上，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思考的方式是西方的，评判的标准是西方的，得出的结果是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而符合西方价值观的结果又通过西方的思考方式与评判标准去验证。哲学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归化”了，产出的部分成果看似是“科学”，却常常与我国实际需要相悖、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左。因此，建立起一套反映党和国家实际需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十分重要。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成真理，必须直面国家与民族。在中国视野下，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去生成和表达哲学社会科学。这既能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达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决定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与评价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

话语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成话语体系，体系内又包含着各种性质的话语元素。在这些话语元素中，价值内核是一个重要方面。价值内核如同话语体系的根茎。只有价值内核是正确的，话语体系这棵树才不会长歪。只有价值内核是“有营养的”，话语体系才会“枝繁叶茂”。建立一定的话语体系，明晰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内核作为体系的支撑是前提。一定社会的话语体系总是根本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也要从中国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中寻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远变革，“无产阶级”的外延得到扩大，“无产”不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念，而是包裹着众多阶层的相对性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但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外延的扩大，也使“无产阶级”内部的价值观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话语体系无法把如此庞大阶级的价值观全部囊括，因此，仅对“统治阶级价值观”泛泛而谈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对于话语体系的价值观规定，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维。笔者认为，价值内核的规定性要符合两方面的要求：（1）满足统治阶级最大程度上的普遍认同，具有公约性。（2）符合实际又要有所挑战，具有目标性。这两方面既是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观考量，也是话语体系更新时的原则秉持。公约性有利于规避统治阶级内部的价值分歧，构建和谐的主体关系，保证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主体的“同向”；“目标性”则为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价值观支撑如果只是当前的“复写”，那么它只是一种自我表达，不能发挥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而价值观又必须符合实际，否则就失去与主体的联系，无法获得主体的共鸣。

当前，最能体现两方面要求的，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的科学抽象，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不仅充当中国梦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可以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的价值要求并不损害某一阶层乃至个人的利益。无论是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还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旨向，亦或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约束，都符合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就根本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着公约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追求都包含着广阔的外延。例如，对富强的追求是持续性的，并没有具体的指标去规定“富强”的边界在哪里，因此，“富强”就成为一个现实性与目标性结合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价值追求也都具有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价值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有利于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保持稳定性。除了公约性与目标性的充分满足之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世后前期的宣传及良好的反响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价值内核的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到讲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之中。就是要在生成话语时思考话语的目的和最终展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是否相向，就是要在审视话语时思考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相悖，就是要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目标。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原则

原则是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定点”，是不可撼动的依据与准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把握话语体系方向、影响话语体系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是某一专门领域的话语的有机体，它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学术生活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场域。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适用场域的边界注定是模糊的，三个场域的话语不可能完全分割。因此，构建原则必须也具备三个场域的公约性，否则在实践中就会落入“二元论”的逻辑陷阱。基于此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应遵循以下构建原则。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诞生之初，并未获得当局给予的政治话语权反而被竭力打压。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迅速被欧洲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并奉为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并在无数次考验下被证明是最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迅速掌握群众，根本上在于其对社会矛盾强大的洞察能力与突出的社会批判能力。我们应该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洞察能力与社会批判能力。落实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上，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承认问题、发现问题，用能够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话语去搭建话语体系，敢于用“新话语”替代“旧话语”，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立的全过程。

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创新”，但也要有基本遵循，否则“体系”的建立过程便是否定“体系”本身的过程，使自身成为“无目的”的存在。因此，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基本话语不能被抛弃，话语体系的创新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关键词的基础之上。这既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性，更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是在真空中生成，而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是沟通个体“我”与社会“我”的中介，是个体“我”认识自身作为“中国人”的“我”的文化前提。对于符合社会利益的话语概念、话语模式以及隐含在话语中的价值目标的深刻理解都要以社会的“我”的意识的自我唤醒为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最终要达到的使用主体的范围是全部中国人，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体。而能够完成社会“我”到“中国人”范围划定的稳定的、共识的文化标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在观念上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继承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存在共通性，这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语境整合存在可能。例如，“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被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中庸之道”的现实性阐释与“辩证法”的精神内涵部分相合；“知行合一”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论原则相互靠拢。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通的例证。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继承传统文化基因的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互相结合起来。”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界定国情的重要因素。那么为何毛泽东如此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答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表达的工具，同时也塑造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只有批判地继承这个“源”，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理解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声。继承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应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原则。

3.赋予话语“世界意义”。西方学者MarkMancall曾这样表达他所理解的中国，“中国对本国文明的认识不包括侵略性使命。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他的理解虽然不见得十分准确，却也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内敛性”。然而，在“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当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如果不去主动影响他国，就可能为他国所左右，最终成为他国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实现“国内意义”，也要致力于“世界意义”的实现。

中国话语“世界意义”的实现，要建立在话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满足世界人民普遍需要的基础之上。在内容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要紧紧围绕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要明确中国观点、中国态度，并作出符合人类共同福祉与普遍愿望的解释，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供范式，为世界人民解决问题提供方向；在形式上，要深化对外话语理论的研究，要具体受众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符合国外受众认知特点与认知要求的形式进行灵活的阐释；在平台上，不断拓宽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拓宽民间渠道，使更多的有认识有责任的人民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主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绩效研究”（16YJC710054）、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测体系建设研究”（SDYC16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山东大学团委副书记)

来源：《理论学习》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