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智慧的基本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三次提到“中国智慧”。不仅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知识智慧”和“治国理政智慧”，而且高度重视发挥中国智慧的当代意义，强调实现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强调在推动全球和人类发展中必须“体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智慧”。什么是中国智慧？中国智慧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通过对天地自然之道、历史治乱之道、为政治理之道的深刻认识和有效运用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战略谋略，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生存理想、明智的生存战略、高超的生存策略。中国智慧提供了促进中国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金钥匙，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依然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智慧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性。

　　中国智慧是一种生生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文明性。中国智慧是一种生存发展智慧，然而它不是单个个体的生存技巧和发展策略，而强调的是天地人万物一体生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具有“大生”“广生”的本性。天地最根本的德性或本质在于生养万物，那人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人类要追求和行使的根本目标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就是促进万物和人类繁荣发展。生生者，纵向的就是一代一代可持续的“大生”；横向的就是所有生命的共享“广生”。在这里，“生生”凸显的生存智慧，既重视现实发展，又强调一体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一种仁民爱物、立己达人、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方略就充满着这一生生智慧。他提出的“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的外交方针，都辉映着这一智慧。显然，当文明的核心就在于超越动物弱肉强食的野蛮生存法则时，中国“生生”智慧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体繁荣发展，显然体现了真正的人类文明特性。

　　中国智慧是一种中和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科学真理性。《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中国智慧之为智慧，根本上就在于它符合天地人万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正确地体现了宇宙的“大本”“达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即事物具有最佳的结构和最佳的数量比例关系；和者，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即多样性的事物处于最佳的平衡协同关系中。显然，一切事物，能够具有最佳结构和最佳数量比例关系，处于最佳的多样性统一协同关系中，必然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最佳生存发展。正因如此，中和之道成为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重要原则，人们依中和之道而行，使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这被孔子视为最高的生存智慧，即“至德”。中和智慧赋予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和平、保和、太和的价值观和善于全局性、系统性、平衡性、协同性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国际上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正是继承弘扬了这一中华最高的中和智慧。
　　中国智慧是一种治理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性。中国智慧在今天为世界重视，在于它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重要启迪，在于中国智慧从根本上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智慧。中国古代的圣人之道，本质上是治理之道或致治之道。尧舜禹相授受的是治天下之道，而先秦诸子百家也都是以“治”为核心主题而展开探讨的，如司马迁所说：“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此务为治者也。”“务为治”揭示了中国智慧的平治天下的本质使命。因此，中国古代的圣人智慧和诸子百家智慧都体现为一种治理智慧，如上述的中和之道就为治理之纲，“以中和治天下”成为根本治国之道，成为最高治理智慧。其余各家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基本治理思想，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德治国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思想，法家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思想，阴阳家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思想等等，再包括在现实治理中得出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王霸并用、公正为上、吏治为先等，共同构成了中华历史上丰富多样的治理智慧，即《易》所谓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今天，这些丰富的治理智慧可以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强调“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并具体列举和分析了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系列智慧，肯定这些智慧具有“重要启示”“有益借鉴”。
　　中国智慧是一种民本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人民进步性。中国智慧其生生性，其治理性，都落脚到天下百姓，如王阳明说的“挟爱民之心，有爱民之政”。以民为本成为历代统治者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智慧。一切治理围绕民心、民意、民生而展开。“以民心之心为心”“以利天下之民为心”“以民为务”都是治理的出发点，而如何和为何“以民心之心为心”？首先，顺应民心是执政治理的首要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一条基本的执政规律。

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次，尊重民意是执政治理的基本途径。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非常重视民意基础，强调“惟民之所欲是从，惟民之所愿是顺”。为了顺从民意，就注重从多方面了解民众百姓的实际民情，包括实地调研走访，也包括设立“榜木”“乡校”等形式收集倾听民众意见建议，一切围绕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而展开。最后，改善民生是执政治理的最后归宿。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的重要体现，就在于治理为了改善百姓生活，解决民生温饱。《易》中记载伏羲、皇帝、尧舜禹等诸多圣人，其全心治理天下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富邦国，以养万民”。历代经典史书频繁出现的“利民”“爱民”“惠民”“养民”等词都提示着中国古代的治理之道本质上是一种民本智慧。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智慧的弘扬和升华。

　　中国智慧是一种日新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务实创新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绵不已，其独特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力源于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日新变通的中国智慧。中华文化强调自强日新，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的进取精神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大学》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生存智慧。中华文化强调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如宋代思想家张九成提倡的“唯实是举”“务实有用”；如黄宗羲提倡的“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不尚空谈、经世致用，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而强调务实致用就必然重视变通创新。因为客观世界不断变化着，万事万物不停发展着，因而，人们的行为也必须相应地变化发展，这一理念就构成以《易》为代表的中华精神和中国智慧。《易》认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在于“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因此人们正确的生存态度就是“唯变所适”，就是“变通日新”，就是“与时偕行”。显然，它本质上是一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存智慧，这种中国智慧赋予了中华民族永不衰亡的生命力。今天，这种日新务实通变的中国智慧，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及一系列战略安排、基本方略无不闪耀着这一智慧。

　　以上是中国智慧的基本特性，也可视为最根本和核心的中国智慧，这些中国智慧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大显身手。我们必须用好中国智慧。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