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中国社会趋于解体，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又远远超过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过去对社会的变革的研究的诠释力相对减弱，需要一种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秩序重建”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变迁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和研究。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三次秩序重建过程的纵向对比，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提出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价值观结构是完成社会秩序重建的必要条件，也是现阶段保证我国秩序重建成功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究竟该如何去理解这个发展阶段，从不同的学科维度出发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向多主体合作的治理体制改革。从经济学的维度看，这是一次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变革，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过程。虽然政治改革、经济变革都是对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的理论性概括，但都仅仅是从某种单一的维度来对整个社会发展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维度变化的范围之广，发展的程度之深已经使这些概念不能系统全面地描述我国现已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该如何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做出较为系统的概述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用“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是颇为恰当的。

　　一、秩序和秩序重建

　　为什么要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革过程定义为“秩序重建”呢？首先我们必须对秩序和秩序重建加以概念上的梳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社会秩序的治乱、朝代的兴衰呈现出一种交替进行的周期性循环。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这种现象在多个学科中都引发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对于社会学而言，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的元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性归属”。［1］因而，关于“秩序”的论题，是一个历史悠久、成果辉煌的研究领域。在现有文献中，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理论视角：功能视角、冲突视角和互动视角。功能视角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均对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一定的功能，社会秩序来源于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功能上的耦合，需要各个部分充分发挥其功能。正如涂尔干所言“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本身”。［2］与此相对应，冲突论认为社会是不均衡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秩序的来源是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强制或者相互之间的妥协。在马克思看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引起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社会日益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终被统治者展开夺取统治者对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行为，结果就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引起社会系统的重建。互动视角则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联系而组成，社会秩序的来源是个人互动的结果。因此，这种视角将研究的对象限定在个体的角度。正如霍布斯所认为的，人就其本质来说是需要、欲望和感情的聚合，往往把自我利益置于其他的考虑之上，以契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妥协只是为了保存自我。“整个国家的利益，只有人们愿意放弃‘自然的’自由、形成君主权力时，才能得到保障”。［4］

　　这三种视角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秩序进行了研究，从各自的视角来阐述社会秩序的治乱何以存在和改变，但是，这三种视角的理论根源，“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和概括的成果”，［5］与我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不能达到完全的契合，对秩序治乱的研究仍显片面，解释力不足，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分析和解释。

　　所幸的是，当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孜孜以求，在汗牛充栋的研究中，仍有一批以郑杭生为代表的学者，从社会运行的理论视角，对此论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综合性的研究。从这个视角出发，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运行的某种状态，其中的“治”是指社会处于良性运行或中性运行的状态，相对应的“乱”则是指社会处于恶性运行状态。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社会秩序的变迁便可以被描述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的动态过程。

　　从该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发现，社会秩序由乱到治存在两条路径，一条为秩序的恢复，而另一条则是秩序的重建。在过去的研究中，秩序的恢复和重建的概念也被反复提及，广泛使用，并不鲜见。但是，在已有的文献中，并未对秩序的恢复和秩序重建做出明确的概念上的区分和实质性的界定，仅仅只是将其作为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加以使用。这种对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做区分的做法，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忽视了秩序重建的困难性和持久性，不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我国当下社会变迁的本质。因此，重新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加以区分，在明确学术概念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秩序的恢复，是指社会秩序由混乱和失序状态重新恢复到其原来秩序和稳定状态的过程，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的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秩序的恢复具有次数多，造成社会失序的时间较短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波及全国，引起广泛社会失序的农民起义，如黄巾起义（184—192）、太平天国（1851—1864）等等。［6］虽然规模很大，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这些社会失序的时间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社会体量而言，则是惊人的短暂瞬间。正如金观涛所认为的“腐朽的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版图达到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又奇迹般地重建起来了，重建的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基本是上一个王朝的翻版”，［7］凸显出了社会秩序恢复的特点。

　　与社会秩序的恢复不同，社会秩序的重建，则代表着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一个更加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政治体制、经济类型、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等都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有序的状态，是一种从旧有的秩序状态到无序状态再到新的秩序状态，而不是回复到原有秩序状态的变迁过程。具体而言，社会秩序的重建一般包括三个维度的重建：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虽然在社会秩序恢复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一个从旧的平衡结构被打破到新的平衡结构被建立的动态过程。但是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相比，既无质的变化，在量的改变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与社会秩序的恢复相比，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历史上的次数较少，完成一次成功的重建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过秦汉交替、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四次社会秩序的重建。前三次秩序重建的过程已经完结，就其结果而言，以秦汉交替和新中国成立为标志的秩序重建是成功的，而第二次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秩序重建则是失败的。同样是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什么原因使其结果大不相同？在对比了前三次秩序重建的过程之后，我们发现，虽然每一次的秩序重建都伴随着中国政治、阶级、文化等多方面的解体和重构，但是作为文化的核心，在这三次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不同的变迁。在过去的历史中，社会价值观的形态存在一元和多元两种结构。所谓一元的价值观指的是在社会中，只存在一种或者基本上只有一种价值观，其他的价值观或依附，或非常弱小无法动摇其统治地位。多元化的价值观则是指社会中存在两个或以上的相互作用的价值观。在社会秩序重建中，社会价值观正是在一元与多元之间反复变迁。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共同道德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对社会结构的整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因此，要保证社会秩序重建的成功，必须对社会的价值观进行合理的建构。

　　二、三次秩序重建中的价值观念变迁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形态才是成功重建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已经完成的三次社会秩序的重建逐一地进行分析。

　　第一次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秩序的崩溃走向封建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在这次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形态的变化呈现出由“多元”向“一元”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中统一的天道观念随着天子权威的日益衰落而崩溃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潮，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学说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价值观出现“多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春秋无义战”的混乱局面。而其后在战国248年的时间中，有史可查的大小战争发生了多达222次，其惨烈程度远超春秋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在秦汉帝国交替之际，虽然战争明显减少，社会动荡趋于缓和，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短暂的平稳局面，但是从大的历史维度来看，整个社会秩序仍然处于“乱”的运行状态之下，并未达致社会的良性运行状态。例如，在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七国之乱”，中央政权中关于对道和儒之间的争论也并未停息。这种局面最后终结于汉武帝时期。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汉武帝通过多项政策措施，自上而下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转型，代表着“一元”社会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汉王朝的国力逐渐达到顶峰，社会秩序完成了由“乱”到“治”的社会状态的转变，儒家思想逐步自上而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封建社会秩序重建成功。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以古文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但其基本精神和特点并没有改变，依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9］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关于社会秩序治乱的期待，均囿于儒家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的“一元”价值观念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统治，中国社会维持了长达两千余年的“超稳定性系统”。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一次失败的社会秩序重建，整个社会并未实现由“乱”到“治”的社会变迁，而是充斥着战争和混乱。这一次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可以以191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封建社会秩序的崩坏，第二阶段则是资产阶级秩序的重建。在第一阶段内，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解体，国家逐渐堕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自1840年开始，中华大地充斥战争、天灾和饥荒。清政府的贫弱和腐败使得人民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而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10］以1895—1990年间的直隶省为例，这五年间直隶省先后遭遇水旱灾害，由于救灾不力，造成了大面积的流民。“地方凋敝已极，民生困苦异常，逃亡者十六，存者不过三四尔。而三四之中，饥寒而死者有之，果于鱼腹者有之”。［11］类似描述普遍出现在相关的县志之中。

　　与此同时，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元”价值结构开始解体，从顶层的国家精英到底层的一般民众都出现了期待的分歧性。例如，当时在如何应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便存在多种看法。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官员认为“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12］认为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强国图存。以奕言斤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则提出“我朝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13］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4］在民间也诞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思潮，他们提出变法的主张，“希望以变求通，通过制度的变革强国富民，医治民族的沉疴”。［15］这些对救国图存的道路争论，充分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于国家未来的意见分歧，而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打破了中国原有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国国民的价值观由原来的一元结构逐渐向多元的价值观念转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终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阶级构成上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秩序重建并未成功。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从1911年到1949年，军阀纷争，内战不断，38年的时间内经历了多个政府的交替变革，风气混乱，贪官污吏横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重建无从谈起。

　　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变迁可以按照时间的不同划分为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1937年），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具体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300多个党派和团体，［16］也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事件，充分说明了当时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并存的结构。第二阶段（1937—1945年），虽然由于全面抗日战争的影响使国家的社会秩序趋于恶化，但是社会价值观却呈现出“一元化”的趋势。抗日救国成为普遍的国民认同，各个阶级党派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了“一元化价值观”产生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国家凝聚力。第三阶段（1946—1949年），因为国共两党分别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三民主义”在民众中同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民众对中国未来期待的尖锐对立，这一阶段，价值观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内战的爆发，并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也宣告了二元对立价值观结构的终结。这一时期，虽然短暂的“一元”价值观焕发了巨大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缺乏安定平稳的宏观环境，社会秩序的重建仍然是失败的。

　　第三次社会秩序重建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次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是以苏联为榜样，对苏联进行了全面而更为深刻的学习，正如毛泽东所说“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7］这个学习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运行模式基本上是在对苏式模式的借鉴下，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条类苏式道路。这是一次成功的秩序重建，国家迅速恢复了政治平稳和经济秩序，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了10.9%，［18］在随后的时间内，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整体上保持了高于6%的年增长率，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在第三次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社会的价值观结构呈现出由“多元化”的结构向“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结构转变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开始逐步破除旧的封建、半封建的价值观念，确立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族人民都有着尽快建立一个富强繁荣国家的强烈愿望，形成了一元的“高度集体主义”的价值观。［19］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的意志高度统一，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空前高涨。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0］正是由中央提倡，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为政治和经济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运行整体上达到了“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仿苏式社会主义秩序的重建宣告成功。

　　纵观三次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社会价值观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展现出巨大的力量。正如梁漱溟曾指出的，古罗马衰落的教训——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神”，来支撑其伟大的局面，进而导致“人们精神无主，罗马亦不能不衰矣”。［21］我国第一次和第三次秩序重建的成功，都需要社会价值观呈现出“一元化”的形态，但仅仅有“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缺乏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支撑，也无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说，“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实现社会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条件。概而言之，没有“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秩序的重建必定不会成功；但是，有了“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秩序的重建未必会成功。即：“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实现社会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三、当代社会秩序重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社会秩序重建的开始，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开拓创新的道路。与之前的三次秩序重建的过程相比，第四次秩序重建采用的是改良而非革命的手段，主动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手段，实现社会的秩序重建。改革开放39年以来，我国总体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享受过将近4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但是，在价值观念的维度上，却出现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变迁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缺少公德之心，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爱国心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诋毁充斥于网络；更有甚者，鼓吹“自由民主”，三权分立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虽然受到政府与主流舆论严肃的批评和驳斥，但是通过网络的传播也给社会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混乱。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过去“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受到不断的侵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同时出现。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各种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通过多种渠道大规模涌入，“现代化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而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和现代性因素形成的速度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异步性”，［22］造成了我们原本所坚持的“革命道德”、“领袖魅力”、“共产主义”理想等价值观念出现了“精神真空期”，导致“一元化”的价值观被破坏，整体上形成了现在“多元并存”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结构才能够取得社会秩序重建的成功呢？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在各种新媒体技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再建构过去那种“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态，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又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必要条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出路只有一条：构筑“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所谓“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指这样一种状态：有一种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处于主导地位，受到国家力量维护并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同时，存在其他与主导价值观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它们既不是主流也不能对主导价值观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一旦某种价值观对主导价值观构成了颠覆性的威胁，国家将动用各种力量对其压制，使其消失或者降低其威胁性。

　　当然，“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并不意味着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价值观，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正如儒学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历程一样，也需要不断地博采众长，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自身的演进，但无论怎么改变，其中的主体和核心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在尚未完全确定主题和核心的前提下，亟须改变我国现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下大力气建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价值观形态，是保证我国社会秩序重建成功，使我国秩序运行状态达致良性运行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与社会秩序的恢复相比，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所需时间和遇到的困难要相对复杂得多。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存在，社会价值观念在社会变迁中往往处于滞后位置，其重建过程往往是最漫长的。纵观秦汉以来的历次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能否成功地建构起“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决定我国本次秩序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充满着一种“秩序情结”，［23］虽然现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人们普遍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秩序感和获得感，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尚未形成被普遍认同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价值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厘清秩序重建和秩序恢复的概念，充分认识到在实践层面的困难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对于我国当前情况而言，无论是从历史传统中继承，还是从革命经验中发扬，都是达致广泛认同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社会价值观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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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