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

　　2016年，“后真相”一词入选英国《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引起广泛关注。根据西方国家的相关统计，该词在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这两起新闻事件后使用量激增，并在西方国家流行开来。具体而言，“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真相”，助推“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频出。

　　“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在2016年以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如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民众主要的新闻来源，互联网巨头占据了大部分的新闻流量和广告收入，传统主流媒体则陷入经营困境。据皮尤中心统计，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达到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则跌落到32%的谷底。

　　造成“后真相”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交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其基本原理是收集用户的状态更新，包括其转发的新闻以及点赞和评论等，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相应的分数，由这个分数决定一条信息能否成为向该用户推送的热门新闻。算法推荐机制本身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由人工智能系统向受众推送的所谓新闻，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与价值判断而被选中，公众完全不知情，而且这些系统的内部工作机制也不透明。虽然把控这些平台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多次宣称，这一算法机制是公平公正的，却一直以保护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其运作过程。这样一来，受众就无法确切知道这些公司是否与某些利益集团有勾连，用户通过平台看到的新闻是否只是利益集团想让他们看到的部分“真相”。

　　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开展的正常讨论，也会因隐性的舆论操控而变味。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去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了西方社会的观念分歧。

　　从历史和哲学的层面来看，“后真相”与西方社会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演进的趋势相吻合。按照现代主义的观点，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闭合体系，只能有一个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是开放系统，因此对它们所作的阐释便具有多种可能性。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后真相”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总而言之，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媒体传播的特征，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正在被改变。“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冲击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0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