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

[摘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与转型政策时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论，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致不能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也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同时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中国的发展与转型的成功对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成为民富国强的工业化现代化高收入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仅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从低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仅有的第三个。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也只有13个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原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以及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为何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不能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与转型政策时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论，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界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倡导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通过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愿望虽好，但是以对市场施加各种干预扭曲来建立起一些先进产业，导致资源错配、寻租严重、腐败盛行，结果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第二版——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倡导采用“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消除政府的干预扭曲，建立起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经济体系，结果是推行这种转型措施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绩效不及转型之前。

同期，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少数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发挥了“有效市场”的作用，也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因为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中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引导各个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赖于先行的企业，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先行企业是否成功还有赖于相应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两者不是单个企业力所能及，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唯有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根据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

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没有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务实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一方面给予转型前建立的，违反中国当时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但是关系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放开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迅速变化，使得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为深化改革，消除政府保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的发展与转型的成功对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要正确地认识别人。所谓正确认识自己，就是要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条件，包括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条件，也要了解以前和现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等等。所谓正确认识别人，就是要对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做出系统分析，并对自己国家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可比性、差异性、互补性等做出客观判断。尤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及其阶段性特征，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能简单照搬模仿其他国家，尤其是条件和自己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政策和经验。

其次，要制定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产业政策是一个重要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升级的产业必须符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其中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外处于最低。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等普遍有待完善，导致企业经营的交易费用高。为提高市场竞争力，需要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的改善需要政府来做，但政府的资源有限，因此，应该集中优势资源打歼灭战，根据所要发展的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要求，在适当的地方建立合适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交易费用，使发展的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由此，积小胜为大胜，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完善全国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等。

最后，既要吸取结构主义带来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过犹不及”教训，也要吸取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不及犹过”教训，让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反思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总结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在于，同时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原因之一。

根据一个国家的经验总结的理论在其他国家的适用性，决定于其他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否和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相似。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前提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相似，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将有助于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我相信，随着中国经验和理论的丰富与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必将实现！

（本文是作者2017年8月17日在福建泉州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