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意义、难点与路径

[摘 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能够促进当前经济转型软着陆，而且也是在最后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以及筑牢实现中国梦的和谐基础。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着诸多瓶颈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破局困境已迫在眉睫。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它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中等收入群体，虽然涉及政治观点、文化心理、审美情趣、道德意识等相关倾向性因素，但经济收入因素是最重要的界定标准。在新常态下，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顺利实现中国现代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新形势下的现实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而且也关系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1]现在，我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当前经济转型软着陆

经济转型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制度、增长方式等相关要素发生的更新、升级或转变的变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桥梁和跳板。经济转型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经济体制、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复苏、发展或繁荣的过程当中，也伴随着变革带来的潜在风险。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东欧国家以及苏联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下，经济转型改革中的不利因素和潜在风险被不断地放大和激化，导致经济转型没有成功，甚至成为倾覆政权体制大厦的催化剂。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指出：“任何经济变革，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运作过程，而是一个‘经济意识形态’双向运动的过程，它必然伴随着新旧观念的剧烈摩擦和人生价值的重新定向。”[2]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相关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集约型生产方式转换、创新驱动转变等正在有序推进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3]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壮大，能够有效地减少、减缓或消弭经济转型中因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变化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促进经济转型健康和稳健地推进。

（二）最后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伟发展蓝图，提出到2020年，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个经济指标，2010年分别为40.1万亿元、 1.91万元和0.59万元，[4]2016年分别达到了74.4万亿元、3.36万元和1.23万元。[5]现在看，届时实现三个经济指标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这三个经济指标的统计计算方式分别是总量和人均。而总量和人均只是总体的评估，理论上并不意味每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必定都能翻一番，也就是说，假如贫富群体占比过大，收入悬殊，那就容易出现“被平均”或者说“被小康”的问题，这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就会相悖。要防止这种问题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中每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相对均衡和稳定，既不偏高，也不偏低。当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主体，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只占少数时，就能把可能出现的“被平均”或者说“被小康”的问题减到最低限度。在此基础上，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在社会结构中占少数的贫困群体实现精准脱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块“短板”，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真正地全面建成了。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执政为民理念的深化与实现的具体体现，其根本要义就是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实现帕累托最优获益。因此，尽最大可能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筑牢实现中国梦的和谐基础

中国梦就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实现中国梦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多方发力、多管齐下，但和谐安定的社会是实现中国梦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最早在其《政治学》著作中指出，城邦分为极富阶层、极穷阶层和中间阶层，“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6]所谓“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是指一个社会，当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贫富群体占少数，呈现两头小的“椭圆”结构时，才能避免因贫富群体悬殊而造成的排斥与敌对，才相对更稳定、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群体的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以及正当的利益观念等价值观，甚至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整体上具有大致相似的倾向性，与社会的主流价值更为接近。中等收入群体是最希望社会“稳定发展”的群体，也是反对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族群之间出现对立“撕裂”的群体。其中大部分人享有的收入与教育、享受的生活与社会地位等得益于社会主体体制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平台和机会，得益于社会主流价值引导下的个人努力；同时，他们也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更加渴望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对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和人生出彩的未来也更加期待。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弥合社会摩擦裂痕，也有助于凝心聚力与社会和谐，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二、面临的困境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面临着诸多矛盾与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任务不仅繁重，而且非常紧迫。

（一）收入分配格局扭曲

我国经济变革提升了效率，促进了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生产力突飞猛进、人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潜在的负面因素也日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较大”。[7]具体表现为，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税收政策调节力度不够、市场竞争不规范、一些行业垄断现象较严重、兜底的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存在权力腐败现象等。城市与农村、各区域和各行业的收入差距幅度越来越大，贫富悬殊的群体也不断增多，而中等收入群体则与之相反，不断锐减，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较明显的失衡状况。据统计，“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相当严重，平均使全国居民总收入差距增加 17%，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31%，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23% 。不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响不一样，个体私营经济偷税漏税的影响最大(占到10%)，走私贩私等其他杂项的影响次之(占到3%)”。[8]虽然目前，这些相关问题的恶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但仍然需要切实重视。

（二）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9]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实施外向型战略，以“出口”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引擎；但在模式上，大部分还是依靠“粗放式”，即依靠廉价型和密集型的劳动力要素优势以及高投入的资本要素优势来实现的。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下逐渐萎缩，加上我们发展中国家很多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处于低端环节，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对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在市场空间的“挤出效应”也日益严重，导致以“出口”作为主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出现“疲软”现象，扩大内需也就成为促进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使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甚至于锐减，即满足高收入群体所需要的高端产品缺失而低收入群体又缺乏购买力；另外失业、医疗和养老等兜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网络仍不完善以及居民预防风险的“不动”储蓄量增多等因素，使激活国内有效总需求的动能严重不足。现阶段，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高、消费能力欠佳，而且消费结构出现问题，势必影响经济发展，进而扼制人们收入增长。

（三）城镇化存在空心化问题

城镇化是挖掘市场潜力，破解城乡二元矛盾，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动力引擎，对于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和稳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在过去30多年里，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1978 年城镇化率为17.9%，到了2016 年则上升到57.4%。[10]但是城镇化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任意扩大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城镇化不能“摊大饼”式扩张，不然会摊出不可治愈的城市病。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推进城镇化的路径是“外延式”扩张，单纯注重城镇的数量和规模的增加，结果使城镇化“空心化”，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相配套的财力根基与物质支撑。而我国由于对城镇化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还处于探索和逐渐深化的阶段，城镇化有些方面同样存在这些“空心化”的问题，即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滞后、资源消耗过度和环境污染严重、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和空间结构不合理、产业布局过于分散以及配套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同时，由于进城打工和居住的农村人口数量不断攀升，就业、收入、孩子入学、住房等矛盾越来越多并且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稳定和制约经济发展的潜在不利因素。城镇化存在的“空心化”系列问题对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收入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任其发展，必将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绊脚石。

（四）人力资本陷入“高产低效”悖论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规模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正比，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根据2016年度《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的统计，2015年中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有3647万，人数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各种类型的高校总共有2852所，全世界排名第二；尤其是，在2015年，中国40%的毛入学率不仅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全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1]但是现实中出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存量高产与实际发挥的整体效益不相称，存在“高产与低效”的悖论困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生产”出的大量“知识型”人力资本与市场“技能型”人力资本需求不匹配。大量人员“毕业即失业”或者“高智低就”，从事与高等教育不相干的简单劳动，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以及造成了教育成本的浪费，很多贫困家庭不仅没有因为“知识水平”提高而使“收入水平”得到提升，甚至于因此变得更加贫困。二是高等教育“生产”出的“低端型”人力资本供给总量饱和与市场“高端型”人力资本需求短缺相矛盾。一方面大量“低端型”人力资本闲置并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用工荒”，因为缺少高技能人才而影响了生产与经营，造成了经济损失。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怎样解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没有现成可遵循的发展道路。就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发展中的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以共享型增长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共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的根本点和归结点，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因此，经济发展不能只是仅仅关注增速与数字指标任务的完成，必须注重发展与共享齐头并进，让增长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全体人民。一是推进国企与垄断行业的营利分配改革。在利润分配时必须把国家投入的生产要素成本（含折旧）计算在内，根据科学的比例上交国库；对于国有经营的垄断行业，在确保企业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应将“垄断政策红利”下获得的超额利润与全社会平均利润相减后的差额上交国库，规范国企的收入待遇。二是以结构性减税促进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经济发展状况，尽快出台新的个税征收基准，上调个税起征点，提升高收入调节税，减免贫困地区企业生产与经营税负；要研究建立按收入高低档次提高征税额度的“阶梯式”征税模式，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同时要探索赠予税与遗产税新税种，加快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与推广进程等等。三是加大社会“兜底”保障的投入。政府要在医疗卫生、入学教育、保障性住房、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增加资金投入，降低人民群众在这些相关领域的支出比率，同时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与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为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发展发挥“兜底”作用。

（二）以服务型政府现代转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必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不断推进”。[13]一是通过完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政策降低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企业或经营者过去根据自身经营条件、市场状况、发展形势与经济趋势等情况投出去了但最终又不能收回的那部分成本。为减少社会企业与经营者的沉没成本，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培育和规范，完善市场信息，健全市场有序竞争的规章与制度，加快市场的法制化进程，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同时政府还要逐步从微观的生产经营领域退出，释放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二是推进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改革。要加大对公共财政的监督与管理力度，确保资金阳光、透明和高效地使用；通过规范公共财政预算与决算等方式优化财政体系的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以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畅通经济利益表达与协调的公共通道。随着经济领域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矛盾的复杂化与经济利益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诸如建立企业工资谈判机制、培育农民工组织、引导市场行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深化企业工会“去贵族化、去娱乐化、去官僚化”改革、完善劳动仲裁、工资支付与劳动保护等规章制度以及经济纠纷法律援助机制等等。

（三）以内涵式城镇化拓展经济空间

城镇化的推进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通过产业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以及人与生态和谐等为主抓手的内涵式城镇化来优化资本、劳动力、土地与技术等经济要素资源的配置。一是以工业化融合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协调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能够为城镇化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则能产生更多的需求，从而又能带动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良性互动，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供给拉力”与“需求推力”的“双引擎效应”。二是以数字化贯通城镇化。数字化是提升城镇信息网络化的支撑。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了建设“数字中国”的进程，要“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14]逐步利用云计算与物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网络、传输通信与信息处理等先进的数字化优势，建设便捷与高效、智慧与低碳、联结与共享的现代城镇。三是以“田园综合体”对接城镇化。通过农业综合开发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以农业现代化、“农村旅游+”、生态休闲与养生和创意产业为支撑，打造农村居民增收与生态涵养并举的“田园综合体”，实现农村与城镇相互促进的一体化“共生”发展范式。

（四）以培育创新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可以分为知识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是促进产业升级、高精尖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创收增收的核心动力。必须创新职业教育方式，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培育更多与市场主体需求相契合的技能型人力资本。一是深化职业学校与企业“定制型”人才培养和“定向型”就业的协作。高等职业学校与企业等市场主体，要根据市场需求，在教学方案确立、软硬件设施建设和专业市场实践等方面通力协作，构建“职校理论教学+企业实践基地+市场定向就业”的培养模式，促进教学、实践与就业无缝对接。二是改革传统的普通高校学历教育模式。对普通高校专业进行筛选分类，对于在社会上有对应市场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的相关专业，比如营销、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实行“学历证书+技能证书”的“双证”教学课程改革，实现更多的单一型的知识型人力资本向知识与技能复合型人力资本转变。三是消除阻碍技能型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刚性约束。“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15]封闭束缚的现状；同时要完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征信制度建设，探索构建统一与开放、有序与自由的人力资本“旋转门”式的流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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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5）.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