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

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世界多极化使国际关系深刻调整，社会信息化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体，文化多样化又引发多种文化思潮交流交融。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众多难题困扰着人们，整个世界都在苦苦寻求治理之道。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判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全球治理理念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化了人们对世界性质的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性质和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考，从人类文明发展战略高度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创新性思考。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共同体。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他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契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由人民结合成的集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上那些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对于不同共同体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各种共同体都会逐渐发展，随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会使民族界限逐渐泯灭，形成世界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味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日益紧密的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和未来。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述为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顺势而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上认识不断深化。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明确判断。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国际社会的不同场合数十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体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

“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架构并非是一种正式的国际秩序，而是一种非正式、不成文的区域合作观念和合作路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前途和中国道路的一种战略判断和战略选择，决定着当前和今后中国将走一条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一判断和选择既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基于“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伟大实践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站在全人类命运角度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一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共同体，国家不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行为体。尽管国家之间的国际规范依然存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全球治理规范、国家内部的国家治理规范和社区治理规范也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彼此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二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人类命运。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驱动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而存在，命运与共、风险共担。三是未来世界秩序的主线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人类社会的“类本质”的整体存在始终高于作为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群体的存在，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再复杂，也阻挡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整体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扬弃与超越

近代以来，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发展历史，是一条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尽管在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下，这一道路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动力，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强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二元认识论和思维方式追求胜者全拿，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和文明的光亮，把其他文明看作是“黑暗的远方”， 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奉行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之一。

正是针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存在的问题，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突破了只有一己的利益考量，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重构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应当遵循的原则，其理论价值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道路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技术依赖和单一中心，从蒸汽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到交通信息技术革命，西方现代化的每一轮大发展都是以技术革命为前提的。在本质上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现代化道路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大发展，但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迟滞与苦难。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单一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本上是一种共同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国家单独现代化道路的扬弃和超越，它强调要顺应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趋势，推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确立共享美好未来的利益支点，构建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理论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包括“西化”或“欧化”论、工业化论、现代化过程论、现代化模式论等，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为中心，强调个人主义、世俗化、自主化，学科分工和理论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这一思想是多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现代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它强调以人类为中心，不是旧时代的以血缘为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制度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制度的超越。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推动下，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自认为是代表先进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些核心价值观下，确立了市场经济、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政治、基本人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对这一现代制度体系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移民冲突、宗教冲突等，西方学界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协商民主论等新制度来修修补补，创造了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G20等合作组织，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强调超越时空束缚，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比如，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但不结盟；重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强调包容开放、交流互鉴。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是纠正和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是一种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系列创新的主旨在于弘扬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尊重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明和多彩文化，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造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

其一，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其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

其二，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吻合。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于，中华文明精神将与时代潮流和多样化的国情相结合，不是简单地复兴古老的文明，而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在新的时代创造性转化和提升，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伟大文明。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3]［美］迈克尔·亨特著，诸律元译.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