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社会保障之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辨析

摘 要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已经成了困扰社会保障学界的“社会保障之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层次展开：首先，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和替代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团结的一项核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释放现有生产关系下所容纳的生产力，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在经济运行层面上，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避免“简化论”“片面化”“普适性”“教条化”四大误区，进而在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两个层次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全面、科学地分析评价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之谜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一个象征性的制度安排演变成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在抵御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秩序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保障规模的扩大，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不良影响，妨碍经济增长，另一些学者的结论却截然相反。社会保障到底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几十年来，没有人能够给出满意答案。这已经成为困扰学界的“社会保障之谜”。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且至今尚未根本好转。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捉襟见肘、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共识降低和社会分裂加剧等问题。学者们努力寻找破解难题、提振经济的药方，不出意料地，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社会保障，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拖累了经济发展，降低了企业竞争力。事实上，只要“社会保障之谜”得不到破解，每当经济遭遇困难之时，社会保障制度都会遭遇质疑。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关系着公众的生活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如此重大的制度安排，关于其兴废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理论研究之上。因而，从理论层面解答“社会保障之谜”，正确认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受研究水平所限，本文虽然并不能解开“社会保障之谜，但希望通过理论分析来化解当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误解，促进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互动

概而言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双向性：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显示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又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就业率、社会储蓄率、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着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之于社会保障

从大的方面看，经济发展主要是从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来影响社会保障。

首先，工业化的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的风险管理。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阶段，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工业化带来的机器大生产和不断深化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使得人类的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也让更多的劳动者依附于机器大生产而面临失业、工伤、养老、医疗等社会风险。因此，工业化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创造了需求，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稳定器”。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业化进程中，一旦产业、就业、家庭、社会阶层等结构性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巨大挑战，继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性变革。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越来越小，第二、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科技进步也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的迅猛发展。从就业结构看，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多；传统就业人口越来越少，灵活就业和在新产业、新业态中就业的人口比重增大。与此同时，工业化过程还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一道，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例如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等。进而，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龄化等特征。上述变动都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断调整和自我完善：增强制度弹性和灵活性，扩大制度覆盖面，将传统和非传统就业人员都纳入保障制度中来；调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形成新的公平共识；做好应对家庭小型化和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风险激增的准备，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这方面，如果按照波兰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ｉ）的理解，工业化进程就是一个将个体与家庭、土地和传统生活方式分离的过程，工业化进程越快，个体越缺乏安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也就越强烈，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压力也越大。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经济快速增长对社会保障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并且为社会保障待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不仅可以增加个体福利，而且可以增强社会成员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因此，经济快速增长期往往也是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期。反之，经济增长如果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则会对社会保障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必然导致失业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失业增加，意味着在社会总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创财富的人变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减少，而同时制度需要供养的人变多，这必然会打破社会保障制度原有的收支平衡，需要在支出侧给予财政补贴。在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扩大增加了政府财政发生危机的风险。于是，整个社会需要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应对养老、失业等社会风险。为了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转，社会的再分配程度也会加大，这就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公平共识，引发关于削减福利支出、改变保障模式的政策讨论乃至行动。

第三，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事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尤其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资本市场相对成熟，存在着多种投资渠道，社会保障基金预期收益就会相对较高，有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如果资本市场环境不佳，社会保障基金不仅难以得到稳定的收益，甚至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形成支付危机，导致制度破产。尤其是积累制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庞大，保值增值压力巨大，必须要有成熟的资本市场，才能保证这一模式的正常运转。此外，健全的市场机制也会给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增加选择模式，形成管理和运营机构的竞争机制，降低管理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二）社会保障之于经济发展

关于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有基本共识，但关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分歧较大。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保障对资源配置效率、储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展开，或是以储蓄等作为中间变量，考察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社会保障与再分配。部分学者从庇古的福利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和凯恩斯主义（政府应当加强逆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出发，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收支能对经济周期起到逆向干预的作用，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帕累托效率出发，认为社会保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亨利·艾伦（Ａａｒｏｎ，１９６６）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给出了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艾伦条件”：当市场实际利率小于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代际帕累托最优。从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角度看，由于市场利息率低于“生物收支率”，因此现收现付制优于基金制。①

第二，社会保障与储蓄。费尔德斯坦认为，现收现付制对私人储蓄具有负面效应，现收现付制度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同时，由于征收个人社会保障税，弱化了私人储蓄的能力，减少了个人生命周期储蓄，因而对私人储蓄有“挤出效应”（也即“资产替代效应”）。据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造成个人储蓄降低了４０％左右。②他还认为，社会保障由于减少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因此也降低了资本／工人比率，导致生产率下降，工资降低，是“劫贫济富”式的再分配。③巴罗构造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影响的“中性理论”，认为在有遗赠的条件下，利他主义所导致的遗产会抵消现收现付制下的收入转移，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将会被消除。如果私人部门的遗产机制能够完全抵消养老保险体系的公共转移支付，在这种状况下实行的现收现制养老保险体系并不影响储蓄。④杨立雄指出：经验研究表明，现行的社会保障与储蓄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与储蓄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其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基金积累制可以在初始阶段通过较高的缴费和较低的养老金待遇支付而产生更多的国民储蓄，但随着支付高峰的来临及新进入的劳动力的减少，国民储蓄则相应降低。因此，增加的基金积累是否会抵消其他储蓄主要取决于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⑤

第三，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戴蒙德和莫里斯的研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扭曲。⑥巴尔则认为，模拟养老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另外一些研究结论认为，养老金将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养老金对工作积极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结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第一，模型选定的不同；第二，给付和税收的差别对待；第三，样本选取的不同。尽管养老金可能不会对总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但雇主养老金计划能够影响到个人的决策：养老金的设计可以减少逃避工作的行为；授权准则可以降低劳动力周转率；给付条款鼓励年纪较大的工人早一点退休。⑦

第四，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与宏观经济。奥尔巴科和科特里科夫创立了５５期动态生命周期模型（Ａ－Ｋ模型），进而对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养老模式转轨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将增加长期稳态经济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激励劳动供给和提高净福利。⑧ 然而，这一研究结论受到不少质疑。例如，霍尔兹曼对智利社会保障改革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直到１９８９年，智利养老金净储蓄仍然为负，此后才有所缓解。这说明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正面影响不明显，智利模式的养老金改革对私人（国民）储蓄影响的传统假说站不住脚。⑨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认为，产生于退休金大规模积累的大量的养老金领取者的负储蓄将超过少量的下一代劳动者的正储蓄（以退休金交费的方式）。在一个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储蓄水平的下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退休金的购买力，基金制的结果与现收现付制方案下的情况完全相同。⑩ 郑功成指出，智利模式并未减少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在经济周期不可避免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养老保险私营化管理更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

此外，不少学者还对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也都存在着一些截然相反的结论，让人倍感困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渠道和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例如，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就存在着通胀率、就业率、经济结构、财政收入、储蓄、劳动力市场等诸多复杂的变量，这些变量同时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勘误

在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与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有很大关系。比较容易出现的认识误区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简化论”认识误区

仅用好或坏、促进还是拖累经济发展来判断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分析过于简化。实际情况是，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难以单纯用好或坏、促进还是拖累来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与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的稳定程度、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心理预期乃至社会文化等都有关系，储蓄受社会保障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姑且假设某一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储蓄率，这在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在降低储蓄率的同时，可能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的提高又会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综合来看，会降低储蓄率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可能是中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正面的。因此，应该全面而综合地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分析判断，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误区。

（二）“片面化”认识误区

把本来相互联系的整体切割出一部分进行研究，把局部的结论作为整体的结论，以偏概全，也是常见的误区之一。这样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当代的理论研究越来越精细化，这在增加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容易把探寻“社会保障之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辨析本来相互联系的研究内容割裂开来，导致局部正确的结论对全局却不一定正确。上一个例子已经说明，如果只研究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而忽略其对其他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就难以得出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正确结论。实际上，即便把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的影响全都研究了，明确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要促进或是削弱社会保障发展的结论也会有失偏颇。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内容再广泛，也只是社会保障研究的局部，而促进或削弱社会保障发展是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从局部推导来看是正确的结论，放在全局来看并不一定正确。例如，假设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削弱社会保障能促进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局部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将这个局部正确的结论应用于全局，即采取措施削弱社会保障，则可能会引起民众强烈不满，造成社会动荡甚至长期混乱，不仅不能保障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丧失长期的增长潜力。又如，在国别比较研究中，如果剔除外来移民、科技发达程度、国际金融地位等因素，只观察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因此，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整体考量，并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避免把局部结论作为整体结论。

（三）“普适性”认识误区

这种观点认为存在普适性最优模式，各国都应该采用普适性模式。事实上，很多研究已经证明，简单移植制度难以成功，照搬照套只会带来失败。世界各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极大，在社会保障方面达成的社会共识也不相同，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模式，同样的制度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大不相同的效果。正如林义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论其实际绩效怎样，都呈现出独特的制度演化特征，并非单纯表现为简单与落后、时间先后等线性对应关系，而是由众多的制度化链条和在长期的路径依赖基础上形成的。�灛伂屇峁爬�斯·巴尔、彼得·戴蒙德也指出：养老金制度有多重目标，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有不同的历史及政治背景和不同的约束；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养老金制度。要对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建议，就应当对分析的基本原则有所理解。�灛伂�

（四）“教条化”认识误区这种取向看不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僵化的教条出发，以为过去好的制度未来就一定好，现在适用的制度在未来就一定适用。其实，为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社会保障的对象从最初只覆盖蓝领工人，到覆盖白领工人、公务员、农民、个体经营者；社会保障的内容从养老、医疗、工伤保险扩展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也从现收现付制发展为多种制度模式。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覆盖面越来越广、保障项目越来越全、越来越具有“国别性”是主要的发展趋势。社保障制度的变化，既与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也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并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密切关联。今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仍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在研究中应当高度重视历史和动态的研究视角，看到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新动向，掌握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加强对趋势的研判、预判。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应该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既要看到基本制度模式在一定时期具有稳定性；又要看到具体项目和具体政策要留有余地和具有开放性；还要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度模式也可能会面临调整的需要。

三、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全面评价

回到“社会保障之谜”。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不仅需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避免认识误区，还要区分研究层次。

（一）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

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制度，而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综合性的国家治理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制度相协调，并体现出一国社会的公平共识和意识形态特质。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团结的一项核心制度。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社会就无法维持正常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释放现有生产关系下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当然，对具体制度来说，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先进的，就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其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就是落后的，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削弱，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产生负影响。还应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经济基础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不同、公平共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相同。社会保障制度打着深深的社会形态的烙印，在不同社会下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本质相适应，体现出对共享发展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追求。

（二）社会保障与经济运行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经济运行层面上。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同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契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契合度、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契合度、与社会公平共识的契合度。也就是说，在经济运行层面，要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应该认识到，适合本国国情、得到民众认可的制度才是好制度，才能实际地促进经济发展。各国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建立适合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应该指出的是，不能够过分夸大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因为至少在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更多、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经济发展，比如科技水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能源资源、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等。如果过分夸大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可能形成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历史地看，社会保障制度最初所承载的经济职能是十分有限的，制度设计的着眼点并不在于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将生产关系所包含的生产力释放出来，通过维护社会稳定来保障经济发展。因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不是一项经济制度，而是一项社会制度，主要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节收入分配、培育中产阶层、提高劳动力素质、凝聚社会共识等社会功能，进而具备了影响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政治功能。后来，随着社会保障规模的扩大，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导致社会保障可以在多个变量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社会保障的社会功能是首要功能，经济功能是衍生功能，任何关于社会保障的讨论都需要区分层次，不可混为一谈。换言之，社会保障的首要功能在于国家治理，次要功能在于经济运行，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波动，就轻易否定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

全面而科学地评价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构建全面、综合的分析框架。就本文的分析而言，全面的社会保障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考察社会保障的适应性，具体来说就是选取相关的指标，考察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契合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契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契合度、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契合度、与社会公平共识的契合度等；第二个层次考察社会保障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综合分析社会保障对储蓄、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等的影响，进而考察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社会保障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只有把这两个层次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才能判断出社会保障的基本面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性好，但是对具体的经济运行有不良影响，则既可以在不降低社会保障适应性的前提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微调，也可以从制度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有针对性地采取鼓励储蓄或消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抵消社会保障的不利影响。如果社会保障的适应性低，则需要推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相匹配。

注释：

①Ｈ．Ｊ．Ａａｒ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２，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６６，ｐｐ．３７１－３７４．

②Ｍａｒｔｉｎ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Ｐｉｅ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６，１９９６，ｐｐ．

１－１４．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１９７６，ｐ．６５．

④Ｒ．Ｊ．Ｂａｒｒｏ，“Ａ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ｓＮｅｔＷ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８２，１９７４，ｐｐ．１０９５－１１１７．

⑤杨立雄：《对社会保障私有化认识存在的几个误区》，《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⑥邹德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效率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页。

⑦⑧【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４—２３５页。

⑨ Ｒ．Ｈｏｌｚｍ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ｌ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ＭＦ，１９９７，ｐｐ．１６３－１７５．

⑩【英】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贺晓波等译，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炛９Τ桑骸吨抢�模式———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述评》，《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灹忠澹骸堆�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制度性约束》，《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灐居ⅰ磕峁爬�斯·巴尔、彼得·戴尔蒙德：《再论养老金制度改革———分析原则、分析错误及其政策意义》，张文成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责任编辑：若 谷〕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作者张怡恬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人民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