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党建学科建设要点——理论提升、体系建构和途径原则

学科设立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也是这门科学的延伸和继续发展的基础。成熟的学科还可以划分为若干子学科，子学科既反映这门学科的普遍性的内容、原理，又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设立作为二级学科的党建学科，提出了深化党建研究和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理论研究的四次提升及其启示

加强党建学科建设，有必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理论研究经历了四次大的提升。第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发端，十二大正式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为根本标志，党的建设研究从一般性的党建研究转为着重研究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即研究执政党建设。实际上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后，1956年党的八大就正确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改变和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并相应提出“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建研究转为以执政党建设为重点。十二大后党建研究的重点是在执政条件下防止脱离群众，加强党风建设，反对腐朽思想腐蚀，解决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更好地领导经济建设。“党风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以及十三大提出的“执政和改革开放双重考验”的命题，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也是党建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党建研究深化为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市场经济规则和党性原则的关系，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复杂影响，防止市场经济原则侵入党内，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艰巨性。此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后，党建研究也在探讨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注意从苏东共产党失败中吸取教训。

第三次发生在2000年前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动力和引领，党建研究开始面向世界，不但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而且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比较政党的角度研究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同时从外国政党执政实践中吸收有益营养。研究的对象从共产党扩展到世界上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政党，特别注意从长期执政的老党丧失执政地位中吸取教训；这一时期还极大地扩展了党建研究范围，把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形成了“大党建”这一概念和研究思路。再一个特征是研究方法的丰富和扩展，除坚持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调查研究方法外，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运用到党建研究中，所以这一时期党建研究呈现视野开阔、空前繁荣的局面，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第四次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容易滋生“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由此，党建研究着重如何在面临四大考验条件下防止四种危险，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尽管从严治党是党的一贯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也始终强调从严治党，可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广度、深度和实效性衡量，从严治党显然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作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举措提出来的，战略定位使其意义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十八大后的从严治党力度空前加大，赋予“全”和“严”二字新的含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纠正不正之风的各项举措、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反腐败实践的不断进展，提供了丰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从严治党的理论研究。

总结四次研究的提升，对党建学科建设有很多启示。

第一，党建理论研究的提升是随着环境、形势、任务的变化实现的。党的建设历来与党的环境和路线、任务密切相连，是为贯彻党的路线服务的。这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根本点对党建研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每当党的环境、形势、任务发生变化，都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课题，都会促进党建实践的发展，也会提出理论概括的新要求。党建研究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反过来又以新的实践来验证和充实理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推动党建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二，党建理论研究提升的实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先进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在党的事业发展和自身建设中都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1]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永不止步，勇于和善于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党建理论研究也不断提升、促进创新。

第三，党建理论研究的提升不是转向。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党建研究始终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从计划体制、封闭环境转为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党的建设在许多方面有重大改变和改革，然而，党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素包括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纪律是一以贯之的。与此相适应，随着四次大的提升，党建研究的领域扩展了，内容丰富了，成果多样化了，新理念、新观点层出不穷，但是党建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改变，即：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研究如何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标并赋予其新含义；研究如何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在研究进展过程中，一些方面确实出现过小的偏差，如照搬西方政治学、西方政党理念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贵经验等等，总的看，偏差是局部的、暂时的，党建研究的主流始终是在正确轨道上探索前进的。

二、构建党建学科体系框架的设想

如同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需要理论的程度。[2]时至今日，笔者认为，构建党建学科体系框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初步设想是，党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执政党建设为中心和重点内容，其框架大致包含三个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建设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设实务。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这是党建学科的基础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和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是这部分内容的理论支撑。内容包括：（1）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即政党的概念、政党的产生及特征，政党的政治性、阶级性；（2）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当代解读，意在阐明,尽管当代世界情况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就其精神实质讲并未过时，同时也要充实新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阐释当代形形色色的政党现象，剖析其本质。（3）工人阶级政党建设。阐述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阶级性、先进性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使命；阐述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性原则，包括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纪律、党的团结统一和实现途径等。（4）比较政党研究。主要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四类政党即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和共产党进行总体比较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现代西方政党制度、西方政党的评介。说明西方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竞选政治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新技术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加上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不断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政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群体的关系，政党搜集和反映民意的方式、人们的参政方式，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对执政党及其官员的监督更加严格有效；选举政治也出现大量新情况，“适者生存”是许多西方政党面临的艰难处境。研究这些新特点，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的群众基础，更好地联系人民群众，特别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会起到宝贵的借鉴作用。这第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知识，是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基本问题的思想指南和向导。

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建设基本问题。这部分是党建学科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体现学科的根本价值，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包括下述内容：（1）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包括党的建设思想、组织建设史。时间以党成立为开端，下限是到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和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建设。考虑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党在执政前与执政后地位、环境、 任务有很大不同，后者应是研究的重点，但历史不能隔断，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同样重要，所以有必要研究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2）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党建设，即通常所说“新时期党的建设”。这又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 ——党政关系建设即党的领导学，这里的党政关系是广义的，即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及党和法的关系。前者主要研究执政党如何领导而不是代替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运行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是毕竟政党和国家政权是不同性质的两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准确的提法是党政分工而非党政分开。后者研究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途径——依法治国，要明确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第一，领导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第二，二者相一致的关系。不能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孤立起来、割裂开来。党的领导通过法治才能更好地实现。第三，遵守的关系。执政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带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第四，执行关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执行法律。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第五，管理的关系。要明确党组织和法律之间还有一个管理的关系。党组织、党员干部除了要遵守法律、执行法律，还要接受法律的管理、接受治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个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要研究如何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制度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党群关系建设即党的群众工作学，主要是研究执政条件下导致党群关系变化的各种因素，研究脱离群众的危险、危害，重点是如何密切党群关系、防止脱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研究如何以执政党的群众工作机制为载体，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包括群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为群众服务机制、群众对党组织、党员干部的监督评价机制、教育动员人民群众机制。还要研究在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如何与国家治理体系相结合，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党内关系即党的自身建设重大问题，主要研究现阶段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内容、举措和落实。

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是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内容有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个板块。思想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组织建设包括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作风建设包括党的优良作风的继承、发扬和不正之风的防止、克服。反腐倡廉建设包括防止、克服腐败和落实廉政要求，这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倡廉建设最重要的是，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制度建设包括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各方面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需要指出，反腐倡廉建设是党始终强调的，但是在以往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在实际工作中，反腐倡廉工作是作为作风建设的一部分加以部署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反腐倡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而且涉及到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廉政的内容超出了党风的范围，仅仅从作风建设角度讲反腐倡廉远远不够，需要从作风建设中抽出来，单独加以布置。由此，党的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布局。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以制度做保证，或者说，制度建设贯穿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建设之中。因此，把制度建设放在最后是合乎逻辑的。

落实“五位一体”、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根本举措是从严治党，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规党法要求去管党治党，做到标准高、要求严。要使从严治党贯穿在党的建设一切方面。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落实到提高“两个能力上”，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部分内容不是一般的工作性要求，而是着重论述党的建设规律，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根本规律，也包括微观方面的具体规律。在阐述规律基础上，说明每个板块的原则性要求，但是不涉及操作性内容。

第三部分，党建实务。党建实务是以党章、党规为依据，阐述党的建设各方面具体工作的知识。主要有：党的各级组织设置和工作。包括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代表的产生和工作、各级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等；党员队伍建设。包括党员标准、党员发展和管理等；干部队伍建设。包括干部标准和干部工作方针、选拔干部程序、干部任免和监督；党的纪检工作。包括党的纪律的内容、纪律检查机关的设立、职权、执行纪律的程序、纪委的领导体制特别是与同级党委关系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包括基层组织的设置、职责、基层组织与同级组织的关系、不同基层组织工作的普遍性要求和每一类型基层组织的差异性要求等；党的组织生活。包括“三会一课”制度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统一战线的组织领导、部门职责等。党建实务部分内容是党建基本问题部分的落实，如果说党建基本问题部分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这部分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内容侧重具体的知识性、操作性、程序性。

三、深化党建研究，构建学科体系的途径、原则

目前党建学科建设的任务是，一方面，把既有研究成果及时吸收到这个框架中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果的体系化；另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深入研究，逐步形成完整的、内容充实的学科体系。应该说，执政党建设宏观方面的规律在基本方面已经被揭示，但是解释和论证不足；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规律尚待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五个途径深化研究。

第一，对既有成果的进一步梳理、精细化。既要对现有概念做进一步解读，明确区分基本概念、重要概念和一般性概念，又要围绕这些概念做深度阐释，特别是把握各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在逻辑上能够达到“自洽”的要求。

第二，文件解读。历史上党的建设许多文件至今有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又出台了大量党建文件，这些文件是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结合新情况制定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个文件都有大量理论分析和调研成果做支撑。文件一般都是用论断性语言规定“做什么”“怎样做”，不能展开说明“为什么”。对文件做进一步解读，不是用文件解释文件，而是要分析支撑文件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情况，这对丰富学科内容十分必要。

第三，党的建设史的研究。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连，总结历史经验对解决现实问题不可缺少。需要明确，总结经验当然以成功经验为主，也不能忽视反面教训。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4]只有成功经验而无反面教训就不能说是完全的经验。当然，经验本身不是科学，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成为科学。

第四，对现实基层党建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建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如农村的“两委关系”问题、“两新组织”中的党建问题等，许多基层党组织都在积极探索。在今后调研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种基层组织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要对不同类型基层组织的情况做比较，明确哪些是普遍性的问题和经验，哪些是特殊性的问题和经验，吸收普遍性的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例如，“区域化党建”就是对普遍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产生的宝贵成果。这个工作要继续下去。

第五，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目前成果颇丰，如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理想的时代特征”，在政治忠诚和考察干部方面提出警惕“两面人”现象，在党性教育方面提出引导干部“职业生涯的自我管理”，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提出“机制是载体、防止‘抛物线现象’，”从在从严治党方面提出“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创新活力”，在整治不正之风方面提出“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在严格纪律方面提出防止“破窗效应”等。现在的要求是除提高研究质量外，还要扩大研究范围、提出新问题，对问题要“去伪存真”，确保研究的是“真问题”而非伪问题。所谓“真问题”是客观存在而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对真问题做深度思考，可以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思路。

为正确开展党建研究和学科建设，把握以下原则十分重要。

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党建理论既是科学真理也是价值取向，即一种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既有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又有对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和价值目标，即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斗争和自身建设。不讲科学，会忽视客观规律，无视情况变化，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放弃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危险的，将使共产党抛弃初心，难以安身立命。由此，党建学科建设要坚持科学基础上的价值，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把握规律; 把握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使党建学科建设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现实中党的建设许多重要问题，深刻反映了党建在一些方面不适应新情况的矛盾，如果对问题“顾左右而言它”，单纯阐释原理原则，党建学科必然脱离现实、显得苍白无力。然而，正视问题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正确地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正确的目标导向，牢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切不可离开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加强党的领导基本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会出现偏差。例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既定的基层党建的重要方针，如何落实服务功能呢？当然要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为此总结基层具体经验非常必要。只是在强调服务功能时，不可忘记党是政治组织，以服务凝聚人心，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这才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舍此，就可能模糊党的先锋队性质，甚至削弱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结合，在目标引领下研究解决问题，党建学科就会保持正确方向，呈现强大的生命力。

以我为主、面向世界，借鉴他人、防止照搬。历史上资产阶级政党是先于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其政党理念和实际政党运作都比较成熟，特别是在如何治国理政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和经验，但要看到，中国国情、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都与西方不同，执政党取得政权的路径也与西方政党根本不同，担负的使命不同。因此，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注意抵制照搬西方政党模式和理念的做法，更要防止以西方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来构建中国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做法，那样做，无异于弃己所长、自毁优势。要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以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为主，有鉴别地吸收西方政治学和政党运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经验，以更好地体现党建学科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8-07-01.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来源：《理论探索》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