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是挑战更是机遇

全球面临以强硬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逆全球化”挑战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动荡、新机遇与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也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就本质而言，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更加倾向保护主义。

应该说，近几年“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在全球范围内不乏其基础。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眼中，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部门内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现象。

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则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生产国，在这一全球分工结构中都获得了较大部分的实际利益。消费国得到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生产国则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国实际上并未享受到这种红利，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增长低迷、资源透支、效率低下、产业不振等问题。

受此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特别是全球需求的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在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近年来出现的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现象，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就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全球的问题真的是全球化导致的危机吗？“逆全球化”、重归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就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吗？事实证明，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9年，但全球并未真正从危机中走出来，而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为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甚至2倍，而现在这一引擎却开始严重放缓、停滞甚至面临“熄火”风险。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年至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年至2015年平均增长约3.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今年WTO也将贸易增长预期由2.8%下调至1.7%，贸易对GDP的创造效应大大下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过去50年里仅遇到过5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对应着经济危机期间），然而这一次却是连续4年低于3%的水平。

“逆全球化”为全球结构秩序重构带来一次重大变革机遇

事实证明，用保守思维应对开放的世界注定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出现新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与其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不如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全球价值链革命造成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具有“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且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上升至13.8%。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包括全面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与之相反，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国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美国采取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实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年至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年至2007年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政经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调整期，其间发生的冲突与博弈正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说，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都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当特朗普逐步兑现他在竞选时宣扬的修筑边墙、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等“承诺”，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时，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碰撞将前所未有。

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从这点来讲，“逆全球化”冲击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也可能为全球带来一次重大变革机遇。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主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