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总结系统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治国理政思想。这些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对我国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的。这些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应该如何治国理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把我们多年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认真总结梳理这些新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与前人理论的关系，有助于构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助于深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新的实践基础和时代特点

　　习近平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1]那么，我国现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是什么？应当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2]这表明，尽管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一基本国情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此，习近平也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即“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3]。

　　的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不容回避，这些年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经济上看，我国发展差距较大，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收入差距等参差不齐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发展方式比较落后，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意见比较大，也比较集中。从政治上看，干部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从社会发展上看，这些年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五大问题，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从思想文化上看，这些年人们思想很活跃，这有利于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但是思想太活跃、太自由了，就产生了负面现象，即思想混乱。一些人公开挑战我们的意识形态底线，即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挑战社会主义制度，挑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换挡期。众所周知，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但是从各个方面看，包括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势头仍然领先于世界，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时期或曰过渡时期。这可能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这个换挡期与此前多年的改革发展期相比有很多新特点，但总特征就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正在并将需要继续实现转型升级。具体来说，这个换挡期至少有以下七个特点。

　　（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由“进行时”向“完成时”转变。欧美主要大国，之所以叫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主要就是因为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已经进到了“完成时”阶段。而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还处在“进行时”阶段，这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最典型的特征。但是，我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即将结束。一些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等大规模的建设基本完成，大中型城市如各个省会城市等也即将完成，只有三线城市以及西部地区仍然处于“进行时”状态。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个特点相联系。

　　（二）我国正在从经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转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正如有机体的增长一样，任何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在初期增长都比较快，但当它发展到一定体量时，增长就会减慢，直至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体量已经较大，因此它的增速变慢，即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是正常的。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随着体量的进一步增大，它还会进一步减速，进入到中速的平稳发展阶段。当然，这种转变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也使人们心理上感到不大适应。这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主动自觉的调整。

　　（三）我国正在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精细化经济发展转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的大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大模样已经有了，但还很粗糙，需要进一步升级改造，使之更加精致。比如，经济结构要调整，使得以往依靠廉价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低端经济向更多地依靠高科技的高端经济转变；即使是传统工业、农业，也要改造升级，与信息化、城市化结合起来，提升产品的质量；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与整体的生产结构升级改造相适应，我国的交换体系、分配体系以及消费结构都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果能够顺利完成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我国经济就将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否则，将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我国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过去几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那么现在要靠消费来拉动。中国的消费结构目前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的消费结构变化，如钢筋、水泥等基础设施建设材料的需求大大减少；二是生活性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很大变化，如原来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消费，而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将来的消费主要是高层次的以精神文化生活为主的消费，如文艺、体育、保健、旅游、休闲，以及与此相关的电子通信、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消费。一个更具时代特点的消费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五）我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出了原来设想的人均GDP800美元的小康水平，达到了人均GDP将近8000美元。相应地，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系列。但由于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差距较大，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还很低。我们要在几年时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扶贫攻坚、福利体系建设等方面付出极大努力。同时，还要照顾到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不能影响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分配不公问题长期存在，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但如果过分搞福利体系，又会落入“社会福利陷阱”，造成“福利病”，使平均主义重新作怪，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六）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在从以往的国家管理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等也越来越强。但我们的治理体系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比如，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执行力不够，人民群众意见较大。又如，我们习惯于靠政府部门去管理，而随着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化，只靠政府管理已经不够，还得依靠社会组织等来全方位治理。比如行业协会，它虽然没有政府的管理职能，但可以发挥其在行业中的权威作用，通过制定行业规范等，帮助政府治理所在的行业。但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再者，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问题，人们都知道要用法律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现代化，政府要逐步地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七）我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正在发生新的跃升。以往主要是学习、引进外国的文明成果，包括吸引外资，引进项目、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今后我们在继续学习引进国外成果的同时，对世界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包括对外投资，输出技术、劳务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新的对外开放模式的典范。今天，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致达到30%，将来还会更高。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作用的壮大，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将日益凸显。在2016年9月3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得到广泛认同。这昭示着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乃至引领作用。与此相应，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中国精神、中国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也会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关注乃至认同。但是，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我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还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不愿看到中国和平发展，千方百计要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麻烦、设置障碍。处理得好，我们会冲破重围；否则，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前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外一系列问题，都跟我国发展换挡期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年代初就预见到的问题，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当时，邓小平所预见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问题，包括上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福利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以往改革发展中所没有遇到甚至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乎全局的大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满盘皆输”的局面。所有这些实践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上来，就会出现各种思想矛盾。

　　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答案就是要加强治理。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拓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全面治理的新境界。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思想的崭新特征及其深远意义

　　应当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就是“全面治理”思想，集中体现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打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核心思想的总体特征是抓“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通过治理整顿，促进全面发展。

　　所谓“全面治理”就是要用全面的、系统的、辩证的观点协调解决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就集中体现了“全面治理”这一核心思想以及总体特征。就具体一些的问题来讲，也是如此。比如，在经济社会领域，要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今后若干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经济建设来讲，要全面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等；就社会总体发展而言，要全面协调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习近平的“全面治理”思想与先前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全面治理”当然不是为治理而治理，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但其内涵却大大向前发展了。“全面治理”的重点在制定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长远管用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机制，并形成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案。其中包括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目标任务、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而且，所针对的上述问题很多是全新的。因此“全面治理”思想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和丰富的实践内涵。

　　“全面治理”思想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还是第一次，使我们对“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我国未来发展大趋势的把握更加准确。

　　“治理”和“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发展”重在促进经济增长；“治理”重在平衡各方关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之后，发展是首要任务。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不平衡。这时，就需要治理整顿，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新的平衡。这应当说是任何社会治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执政者不能主动治理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这些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全面爆发，这时社会危机就到来了。通过危机或社会革命，社会有机体在付出沉痛代价后会回到平衡状态，这是社会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实现的“自发治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就是如此。资本主义在其经济发展中，由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始终自发起着主要作用，所以其经济总是在“繁荣—危机—繁荣”中循环发展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在自发地完成“治理”的功能。尽管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单纯靠市场调节，政府也需要适当干预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始终存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则在于能够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制度体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自觉治理”。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国家的自觉治理，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进行了探索，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治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很短时间内领导人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大治，根治了内外反动势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大乱。有了这些基本制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有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尽管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那是在个别机制体制层面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基本制度产生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当时出现的所谓“大民主”思潮，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几条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规定的内容，绝对不能丢，丢了我国的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战略措施，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加进来，于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样，“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内容，就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动，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具体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推进我们的治理体系。在具体的治理方面，毛泽东、邓小平也有很多的创造。比如，毛泽东时期有过一次大的治理整顿，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左”的情况，即出现了“大跃进”、“共产风”等，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因此，从年开始，中央决定进行大的经济调整。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进步。主要做法就是扩大了私营经济和市场的作用，即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遗憾的是，这项成果不仅没有巩固下来，而且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否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被打乱。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对“文革”造成的乱象进行大刀阔斧的治理。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纠正“文革”时期“左”的做法，使得经济建设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即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允许私营经济在一定范围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最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有优越性，可以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治理，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业，需要在探索中前进。新中国这60多年的发展和治理实践就是在探索中不断进行的。

　　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尽管起初很好，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不平衡、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就是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积极作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若治理不得力，其消极作用也会很大，如出现贫富差别、唯利是图、假冒伪劣、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整顿。由于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涉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改革治理的难度会很大。其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同时，还出现了发展中的新矛盾，如经济结构落后、生态环境破坏、国际环境复杂化等。这些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与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相互交织和叠加，会使得治理改革的难度加倍。

　　由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治理”与“管理”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差别。“治理”强调的是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目的是要从全局的高度平衡各方关系；“管理”则主要是维持一定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的秩序。我们今天所讲的“全面治理”，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且符合经济社会升级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大格局。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这场治理改革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治理思想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事业，而且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乃至当代人类社会治理包括全球治理提供示范。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内容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尽管还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构架已经呈现出来，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目前看，这个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一总六分”，即紧紧围绕“全面治理”这个总体的核心思想，形成了六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中有的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充实了新内涵，有的则是崭新的原创性思想。

　　（一）“一个方向”，即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不移，这是习近平多次讲过的话。他曾经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社会主义从提出到今天已经有500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继续，也就是第六个阶段。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4]历史证明，我们坚持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不论如何改革，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性质、根本的方向不能变。我们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要坚定不移走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当然，这条新路还在不断开辟和探索中，其内涵可以不断丰富。比如，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突破传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他概括出五句话，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把“民主”与“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进一步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提出来，而且讲实现公平正义，最根本的就要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目标。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讲到了，但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当作一个核心的目标理念提出来，并进一步概括出“公平正义”理念，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晚年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共同富裕的问题要提上日程。现在正是要把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了。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身上。实现共富、共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归宿、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共同拥有财产，共同生产，共同享受生产成果，也是共产党的名字的由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使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年时，亦即从党的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到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亦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这些目标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具体的实实在在内容的。比如，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指标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使贫困地区人口全部脱贫；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又如，到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有很多，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富强，我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GDP占世界的1/3以上，初步建设海洋强国；二是人民幸福，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且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人民共有共享目标；三是政治清明，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政府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四是生态良好，可再生能源利用成为常态，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大大改善，“美丽中国”初步建成；五是文明和谐，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思想道德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体系基本建立，人们的社会主义自信心自豪感充分展示出来；六是中国到达世界舞台上的中心，中国话语、中国精神、有中国印记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逐步进入世界学术领域，对人类社会新型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乃至引领的作用。当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将增长一倍，由此，世界文明进步的步伐将大大加速。所以，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本身对世界文明进步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要实现这样宏伟的目标，我们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三）以“中国梦”为标志的“新三步走”战略。这里讲的新“三步走”战略是相对先前讲的“三步走”战略而讲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从20世纪年代初到1990年为第一步，目标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1990年到2000年为第二步，目标是基本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从2000年到年为第三步，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三步走”战略也作过具体划分。由此看来，我们当前正处在第三步当中的第二个十年。为继承前人而又开拓创新，习近平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这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前两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第三步。前两步如上所述，已经很清楚。第三步是在世纪中叶以后，即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这一阶段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具体目标是什么，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和进一步研究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更长时间，估计要到21世纪末或下个世纪。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习近平在说到塑造我们的国家形象时讲过一段话，应当说为我们描绘了更长远的国家发展美好蓝图。他说，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其国家形象应当是“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5]那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是什么？应当说是文化的复兴。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6]为什么？笔者理解，这是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中国的汉唐盛世之所以叫“盛世”，不仅因为其经济繁荣、政治制度先进，还因为其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思想文化，所以世界各国的人们才能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大放光彩。西方近代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也是因为与其先进的工业文明和社会制度相应，形成了先进的科学和思想文化，可以供世界各国人们去学习取经。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首先要把我国的经济、政治、民生等搞好，但实现复兴梦想的最后标志应当是形成一套科学的领先于世界的文化体系，这样，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才能够自觉自愿地来中国学习，中华民族才能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新三步走”战略打下坚实基础，就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意即在此。为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制度创新”要求。据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两次全会分别通过的两个“决定”是姊妹篇，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这就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略。“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要落实到位，都需要有具体的抓手，这就涉及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推进制度创新主要是改革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包括改革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的战略部署、政策措施和实际运行中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具体化，它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从总体上协调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使其相互配合、全面推进，打造改革开放的“升级版”。二是要使得这些改革发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将这些基本制度以及相关的战略、政策、措施和运行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后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这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在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就是党的建设。要推进改革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并将相关成果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中去，关键在党的领导。

　　（五）“五大发展理念”。要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推进发展理念的创新。“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需要坚持的新发展理念。这五个概念以往也提出过，但作为指导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理念提出，还是第一次。这五大发展理念完全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少了一个都不行。“创新”是根本动力，实现“四个全面”，每一步都需要创新。“协调”是主要方法。要使社会更加公平、更加稳定地发展，就要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包括城乡协调、中西部协调、收入分配协调，以及国内外关系协调，等等。“绿色”是基本特色。生态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人类发展面临的时代性重大课题。“开放”是重要途径。我国对外开放已经30多年，但今天所讲的开放，主要指新的开放。过去讲开放，主要是引进国外的技术、管理方式等；今天讲开放，则主要是要使得中国经济走出去，乃至国际化。“共享”是最终目标。实现共享发展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好民生问题，不让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方在全面小康道路上掉队。同时，也要力争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实现共享发展，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六）“六大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其中，政治建设已经包含党的建设内容，但由于在五大建设中，党的建设是关键，所以，又常常把“党的建设”单独提出来。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7]

　　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实际上就有六个大的方面，即“六大建设”。那么，“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和“六大建设”的关系怎样呢？应当说，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亦即是战略布局和具体任务的关系。“四个全面”思想最抽象，层次也最高，是我们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五大发展理念”较具体，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六大建设”是具体工作领域的任务，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工作布局和“党的建设”。

　　由此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已经呈现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向、总目标、总战略、总的发展理念和总的发展布局。当然这个理论体系又是开放的。一方面，它在落实中需要具体化；另一方面，它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既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又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实践风格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方法。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高站位，宽眼界。习近平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总是站位很高，具有深广的哲学视野。这些年，他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要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专门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不仅这样讲，也这样做。他总是从哲学的高度，从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结合的高度，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从中国和世界结合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比如，从中国历史5000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近代中国170多年、建党以来90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等几个时间段来比较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问题。又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广泛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优秀思想成果，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很多非常深刻而鲜活的观点。又如，从中国和世界结合的高度，多次讲要顺应世界潮流，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做出中国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大判断，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也不再是简单地就中国而谈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发展体系当中来讲的。正是着眼于这样的观察问题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习近平特别强调在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时要树立世界眼光，学会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等。

　　（二）民为本，勇担当。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讲了一段很动人的话：“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8]他还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表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种以人民为本，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习近平为政观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其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所提出的一切思想、所领导的一切实际工作，都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展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到努力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走共同富裕道路问题，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到大力惩治腐败，等等，无不体现出习近平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人民、对历史崇高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三）树正气，立标杆。党的十八大前后，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首当其冲的就是精神懈怠，党风、民风以及整个社会风气严重不纯。所以，习近平上任后首先抓的就是精神支柱建设。他提出“中国梦”，目的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聚成不可战胜的昂扬正气和磅礴力量，推动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从“八项规定”的提出到在全党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从大力惩治腐败即“抓老虎”、“拍苍蝇”，到实现“扯扯袖”、“红红脸”、“出出汗”常态化；特别是提出“打铁还要自身硬”的口号，从中央领导同志做起，坚持领导干部作表率，久久为功，锲而不舍，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使得党风政风明显好转。这些年，我们党还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大力进行宣传，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使得党风、民风、家风等整个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高，对我国发展道路的信心大大增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风纯正的和谐社会正在逐步形成。

　　（四）重全面，补短板。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最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全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补短板”。习近平多次讲到，要防止出现“水桶效应”，即决定水桶中水平高低的是那些短板，所以抓主要矛盾就要“补短板”。“补短板”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在小康社会建设方面，要开展扶贫攻关，到2020年，要保证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又如，在深化改革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望，做到重点突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要大力加强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补短板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五）建新制，抓落实。习近平十分强调制度建设，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是加强法治建设，目的是要用制度来保障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于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要尽快解决，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其中，又特别强调执法环节建设。这些年，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很多，但为什么群众对司法工作有意见？关键就在于执法不严，所以要尽快补上执法环节建设这个短板。党的建设也是如此。这些年，我们党的规章制度、各项纪律出台不少，但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关键也在于执行不力，落实不够。所以，加强党的建设，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规党纪，更要在落实环节上下功夫，把工作做深、做精、做细。比如，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从非常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入手，纯洁党风和社会风气，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正如习近平所说：“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目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目的也是要落实党章所规定的各项基本要求，使党员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保证国法党纪落实到位，这些年中央还特别加强了纪律检查，包括巡视、督办等工作。实践证明，抓落实环节建设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六）谋创新，求升级。我国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较大，跃居世界第二，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继续走靠生产要素驱动的老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为继。所以，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持各个方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当然，要坚持全面创新，不仅经济领域要创新，其他各个领域都要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指出：“要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度，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让它们更好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社会服务”。只有坚持全面创新，才能打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七）强中国，惠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在努力营造我国发展良好国际环境的同时，努力促进世界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发展，先后提出一系列惠及各国的新理念、新方案、新举措。他在2013年4月8日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时对中外企业家代表讲，中国的发展是惠及世界的，首先惠及邻国。也正是在此次论坛上发表的《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2015年3月日，习近平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提出，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同年9月28日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演讲，唱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最强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系统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提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四点具体建议；并首次把中国国内“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介绍给国际社会，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在开幕辞中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就世界经济应对挑战、行稳致远进一步提供中国方案，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好评。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在理念上惠及世界，而且有扎扎实实的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带一路”是实现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举措，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八）新话语，接地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语言十分鲜活。其思想常常高屋建瓴、深刻透彻，而语言往往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其讲话、文章常常旁征博引，或哲学，或文学，或引用古代典籍，或采取民间俗语，既贯通古今，文采飞扬，又短小精悍，切合实际。因而，广受人们喜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了很多“接地气”的政治术语，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规矩”；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共产党员缺乏科学信仰就会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新农村建设要“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等等。当然，他使用这些新话语，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的思想和感情。正如习近平所说：“有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其实，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情；或是身无才干，做工作缺乏底蕴；或是手脚不净、形象不好，在人前缺乏正气。”应当说，习近平的讲话、文章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话语体系，这就是把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转变文风树立了典范。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新的重大思想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核心是以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旨归的“全面治理”思想，围绕这个核心，习近平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改革治理、促进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向、战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途径、重要方法等，其中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总结、系统学习、深入贯彻这些思想，就一定能够取得改革治理这场伟大斗争的全面胜利，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升级版，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曙光。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EB/OL].（2015-01-24）[2016-05-01].http：

　　[2]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3]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月31日）[N].人民日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EB/OL].（2013-12-27）[2016-05-01].http：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2；160；3-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城市工作等[EB/OL].[2016-05-01].http：

　　[5]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EB/OL].（2015-11-15）：

　　[6]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EB/OL]. （2013-10-01）[2016-05-01].http：

　　[7]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EB/OL].（2014-10-27）：

　　[8]习近平.善于同群众说话[ J].当代贵州，，[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