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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访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杨金海

杨金海

2017年06月02日17:00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原标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记者:自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来,我们注意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上。那么,能否请您谈谈发生这一重要变化的深层原因?或者说当前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杨金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得很及时,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此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更加自觉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等各项工作。

  在当前形势下,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是因为在近些年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确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模糊、思想混乱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不够、自信心不强等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记者:就我们的观察和体会而言,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消解作用却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否都与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有关呢?

  杨金海:是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表现多种多样,对马克思主义或是不喜欢、不理睬,或是否定、丑化、恶搞,或是诽谤、逆反、对着干,或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唱赞歌,或是否定革命历史,给已经有历史定论的反动人物翻案等,凡此种种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弱化、边缘化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价值崩落,是非颠倒,造成严重思想混乱。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混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使中国社会改变颜色。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如果对此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到一定时候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而得好处的是那些想变天的既得利益者。可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常常被一些人所谓“自由”、“民主”的谎言所欺骗,跟着错误思想走。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特别是要教育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善于识别是非,勇于追求和坚持真理,勇于和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负有特殊使命。所以,加强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对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凝聚人心,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记者:那么,当前应该如何增强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杨金海:关键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回答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在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些人就常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得也很好吗?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毕竟一百多年了,还管用吗?我自己就经常在与听众交流中遇到这些提问,我想很多老师和理论研究者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些令人困惑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要让人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是很困难的。而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就需要站得高、望得远,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结合上把道理讲清楚。

  记者:对于第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得也很好吗”,该如何讲清楚?

  杨金海:这个问题初看好像有道理,但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并不成立。

  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本身不成立。从现实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真正发展得很好的就那么几个发达国家,其余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发展得不如我们的国家。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就更多,特别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都有不光彩的历史,如贩卖黑奴、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甚至在20世纪为瓜分世界市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灾难。我们国家就曾经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

  其二,“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虽然不讲马克思主义,甚至镇压马克思主义者,但不等于广大人民群众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产生在19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世界性工人运动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抗争(顺便说一句,最近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罢工和“新社会运动”还在不断发生),也不会有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各种福利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它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

  其三,看资本主义好与不好,还要从理论上做出分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早就从理论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弊病,并预言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其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就永远只能在周期性的危机和动荡中生存,并最终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的预言是十分准确的。每一次危机都逼迫资本主义在制度上做出让步和调整,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所以,今天的资本主义虽已经远远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它变得“好”多了,但这个“好”恰恰是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如福利体系、对资本的全球治理等。

  记者: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搞社会主义”,又该如何回应和解答呢?

  杨金海:对于这个问题,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与上述问题一样,只是看到了暂时的、表面的现象,而没有从历史的、本质的、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看问题。如果就当下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是少数,而且有的还比较落后,不令人满意,似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前途。但如果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看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风光不再,但社会主义潮流依然没有减弱,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即特色社会主义大潮方兴未艾。不光我国以及传统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搞特色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长盛不衰,尽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我们很难承认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毫无疑问,它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其分配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按资分配”的资本逻辑,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具有低层次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质。

  近年来,南美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在搞“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非洲也有一些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途径上台执政,如萨尔瓦多、尼泊尔,并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还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局部地区由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如在印度的两个邦,共产党执政多年;近年来法国有30多个城市或地区由共产党执政。即使在比较典型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包括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因为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经济危机的压力和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逼迫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加强分配制度改革和市场调控。难怪很多人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感觉它们很“像”社会主义。所以,就连西方一些主流思想家也越来越赞成社会主义,以致提出当今世界上有三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以英美为代表)、社会主义(以北欧为代表)、共产主义(以苏联模式国家为代表)。这样的制度区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这表明社会主义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为少数私人资本服务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因素在全世界的制度体系中会越来越多,包括各国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干预经济乃至实行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等,这些因素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一句话,就整个当今世界潮流来说,两种社会制度的转换正在悄然地然而却是深度地进行着。可以说,这是当今乃至未来上百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还是今天世界发展的主流,但从实质上看,社会主义正在日益强盛。而且,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人类社会制度的转化潮流中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并将继续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当然,世界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还会长期维持,资强社弱、西强我弱的局面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我们既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大势,坚定制度自信,又要脚踏实地,主动适应世界潮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上新台阶,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如何看待第三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提出毕竟一百多年了,还管用吗”?

  杨金海: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首先,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广义的,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的,也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前的理论,是不对的。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不能简单说过时了,而要做具体分析。不错,他们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如马克思没有见过汽车,恩格斯没有见过飞机,列宁没有见过电视和计算机,因此他们不可能为解决汽车时代、信息时代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样,他们也不可能为各种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他们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原理是不会过时的,正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并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过时一样,这些原理在一定范围内永远有效。

  记者:这里所说的“一定范围”,应该如何理解?

  杨金海:就是理论的有效范围或条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内,它是真理,会有效;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它可能就成了谬误,就会失效。所以,一种好的理论要发挥好的作用,还要有好的理论使用者。所以,当我们追问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否管用时,还应当追问自我:“我是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种理论再好,如果你不会用,那它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这本来是常识,但一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人们似乎就糊涂了,往往连常识都会违背。如果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硬说牛顿力学过时了,人们会嘲笑他,而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硬说马克思的某种理论过时了,人们居然不会嘲笑,还会附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确有一些观点过时了,因为它们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争取工人“八小时工作日”的观点,已经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早已过时,只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但是,今天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很多观点和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很有指导意义,概括地说: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二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今天学习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要学习运用这样一些基本理论。

  记者:其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注重根据社会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创造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此方面有何进展?

  杨金海:应该说,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自己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引进国外思想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这种状况就应当自觉地树立理论主体性,尽快建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令世界瞩目,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与此相应,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显示出其特有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把自己的主张讲给世界;同时,世界上关注、研究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模式”研究成为国际思想界、学术界的热点,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很想获得中国学者有关自己国家发展的研究信息。遗憾的是,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还很小,可以拿到国际学术界的成果还不多。主要原因:一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探索中,再则我们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学习、研究国外的东西上,研究自己的东西反而较少,又不能把简单照搬、模仿人家的东西再拿出去。即使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也还处于初始阶段,多具有零散性、粗放性、探索性、尝试性,缺乏系统性、精细性、学理性、成熟性的学术成果。这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情况类似。今天,形势发展逼迫着我们必须尽快转变学术研究方式,从学习引进型研究转向自主创新型研究,从粗放型研究转向精细型研究,从零散型研究转向系统型研究,从试探型研究转向成熟型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适应,尽快拿出全面反映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当然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我们党创新理论的引领下,我国的学术领域已经创造了很多新观点、新概念、新话语。这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记者:那么,这些新观点、新概念、新话语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金海:应当说,这体现在各个学科领域。比如,在哲学领域,30年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价值观”为何物,今天则变得妇孺皆知,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进中央文件,成为中国人民追求和遵循的新型价值观;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新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学领域,我们建立和完善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制度,超越了苏联的一党制和西方的多党制;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建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的体制;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在原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思想。把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总结好,使之上升为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甚至能够逐步引领世界。问题在于,我们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不够、自信心不足。要知道,在一定条件下,“行易知难”,在实践中做得好,不等于在理论上、学术上总结得好。正像中国古代有很高的建筑成就、丰富的建筑经验,而缺乏完整深刻的富有严密逻辑的建筑学理论一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既要重视实用、实践,又要重视理论、学术。一言以蔽之,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总结好中国经验,并给出学理性的分析说明,建构起全新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记者:当前,如何开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境界?

  杨金海:这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就不仅能够在实践上,而且能够在理论和学术研究上进一步取得成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崭新境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同时,还应当看到,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也在确证着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实践和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无与伦比,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劳动人民才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理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世界格局才发生了巨大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出现了目前的“一球两制”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驾齐驱、并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和世界潮流。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无与伦比。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到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所以,萨特、德里达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况且,我们中国人尤其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恩之情。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民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真正站了起来、富了起来。只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解决“挨骂”的问题,改变我们在世界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被贬低、被歧视的境遇,不仅在硬实力上强起来,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强起来。

  当前,我们学术界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把二者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讲清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从学理上总结好,使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能够进入学术体系、教学体系、话语体系,成为人们思考、研究和谈论的对象,乃至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研究课题。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在思想文化上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精神以及各方面的思想文化成果。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地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最终实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总之,这个任务完成好了,就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理论支撑,也能够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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