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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任者春

2017年05月17日08:1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必须回到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文化的根基和动力。现代化是人们利用现代科技、现代制度、现代法治等手段,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等的建设上,现代化优势尽显,但人们的精神动力、道德慰藉和心灵归属,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解决。由此,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便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这种突出优势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现代化建设协力共进,并逐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至少有这样四重路径:在观物格物上,以道的宇宙观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互促进;在社会建设上,以安顿人心与制度现代化相得益彰;在国家治理上,以德治精神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在对外交往上,以家国情怀与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支撑。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道文化,文化的使命在传道、明道,人生的意义在悟道、行道。丢掉了道这一范畴,以及与其相关的阴阳、仁、和、天人合一等一套核心理念,就丢掉了中华文化的根和特色,我们就会在现代化建设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特别是到了近代,重道轻器的弊端突显,西方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我们还在农业文明上蹒跚。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驭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安顿人心与制度建设的相得益彰。安顿人心,予人以精神家园,这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就是说,只有从世代相传的文化所给予我们的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中,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认同中,我们才能找到支撑精神、安顿己心的基本力量。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能力,而且需要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引领精神追求。从工具意义上说,精神家园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从价值理性上言,精神家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归所在。而追求修己安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该优势的发挥,可以和现代制度建设相得益彰。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现代化解决不了精神归属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把人心安顿好,就会与现代制度对国家的善治达到良性循环。

德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在国家治理上,法治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德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首先,德治优势的形成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性特点决定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被看作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仁者爱人”,人有恻隐之心,有道德责任和道德能力。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以这样一种德性思维观照世界,使世界富丽了德性的光辉,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配天地”“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其次,德治优势的形成以中国历史上的治国实践为基础。中国悠久的道德本位主义传统,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推崇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中国德治实践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但德治、德教总是寄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缺乏一种制度上的制衡和保障,从而导致治理的低效和失效。最后,德治优势的发挥可以为现代法治建设注入德性的灵魂。传统的德治精神和德教措施,通过革新可以在官德、公德、私德等的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法治具有德性灵魂,使现代人做到“有耻且格”“知行合一”。这才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

家国情怀与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相互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家族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成为政治秩序的基础,于是便形成一种移家为国、移孝为忠的家国同构治理模式。虽然在周代以后严格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但家国同构模式和文化却延绵于漫长的传统社会,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浓郁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中国人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家与国、个体与整体建立起唇齿相依的关系,构筑了中华文化中修齐治平、协和万邦的命运共同体精神。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其中最可贵的就在于一种不断超越的精神。正是这种超越精神,使得传统的家国情怀具有了突破家国局限、升华为世界意识的精神纽带;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了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当代价值;还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共识下,能够为人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业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现代化协力共进,日益焕发勃勃生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不断创新中为人类的现代化事业奉献大爱与智慧。

(责编: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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