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该反思“小官巨贪”的修炼过程

在安徽淮北市烈山村，曾有过一名“巨贪村官”刘大伟。据检方起诉，18年里，他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曾经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现在一片萧条。（5月8日 中安在线）

这只是中部安徽，不是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不是中央手握实权的部委处室，而是中部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名村干部，甚至连“官”都不是，却可以一手遮天，在18年里一步步挖空村级集体资产，练成了“小官巨贪”的典型。翻开刘大伟的“发家史”，我们不难看出，其轨迹是通过经营村集体矿产积累资金；然后以此为政治资源，当上了村干部；再通过“暴力拆迁”等方式获得上级领导信任，最终助长其贪污腐化的野心。其“小官巨贪”练就过程并非朝夕之功，我们在对个别案例进行解剖时，更应该反思“小官巨贪”练就过程中的背后力量。

总结这些“小官巨贪”的履历，大多有三个共同点：其一，立场不坚定，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不注重个人修养，道德水平也无法持续提升；其二，拥有实权，别看这些小官们职位不高，但是能量却很大，小到农村的低保、社保等惠民政策，大到农村“三资”管理、征地拆迁等大额项目，都得经过这些人的手；其三，监督力度不够，监督不力既体现在对小官们本身的监督方面，也体现在对基层各项资金的监管不到位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官成巨贪不是短时间内成功的，他们的练就过程便是当地民众的血泪史。农村老百姓对村级事务可谓“摸得门儿清”，有哪些东西是属于集体的，有哪些财产是公家的，对于农村群众来讲，大家都紧盯着。所以，身处周围的老百姓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可谓无处不在，然而，这些下级监督却很少能成功发挥作用，就在于这些基层小官们自有其“护身符”。

最大的“护身符”便是小官们的能力。正如刘大伟在两次拆迁过程中表现“优异”，在上级领导眼中，拆迁是急难险重的活，很多人不愿意干。然而，刘大伟这样的能人不仅愿意干，却还能够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迁工作。这样的“能人”，是很多基层政府的“香饽饽”。不可否认，在农村，这样的“能人”很多。但是，正是这样的“能人”，利用自身能力，将其转化成资本，成为了极尽贪腐之能事的“护身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官离老百姓的生活更近，更能够影响政府公信力。惩处“小官巨贪”，自然大快人心。然而，在惩处的同时，更应该认真反思其练就过程，对小官巨贪进行防治极为重要。其一，加强对基层干部及群众的思想教育,坚定反腐立场；其二，重视基层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其三，上下级监督齐头并进，重视群众的“监督之眼”。